“不要冤枉好人”是谁都懂得的，那么，“坏人”呢，就可以“冤枉”吗？
　　
　　据参加过审查胡风案的一位知情人说，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审判胡风集团，当时连负责这一专案的两位高层领导人也认为“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除了碍于“上面”已有明确的旨意，这两位领导人也有“不怕冤枉坏人”的潜意识，一位说，胡风其及“集团”成员“反正是反革命嘛”，另一位则说，胡风“本来就是老右派嘛”。于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案子就这样定了下来。“不怕冤枉坏人”的结果，恰恰冤枉了好人。
　　
　　人们不妨退一步设想，即使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本来确是反革命，这坏人也是冤枉不得的。平白无故地说他们“与美蒋有密切联系”，使胡风们被罚了不当罪——倘若胡风只是一般的“反革命”，而未曾“与美蒋有密切联系”，是不会被判十四年的有期徒刑，而到了文革期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的——当事人心里不服，还会被“美蒋”窃笑，有没有“密切联系”，他们心里很明白。
　　
　　我无意责怪这两位高层领导人。自古以来，中国就只有“不要冤枉好人”之说，从未听说过“不要冤枉坏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只怕冤枉好人，从来“不怕冤枉坏人”。作为这种潜意识的逻辑延伸，就是人们曾经听说过看到过甚至经历过的那一类荒唐事：办案审案，心中先有了定见，于是就“大胆假设”——像这样的人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连“求证”也无须“小心”，反正他本来就是坏人；于是本人申辩是不老实的表现，还得罪加一等，别人辩护是为坏人张目，说不准还要当作同党论处。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位领导人，日后被打成“反党集团”，也遭受过盖天铺地泼来的污水，尝到过“不怕冤枉坏人”的滋味。
　　
　　认为对坏人就谈不上“冤枉”二字，不管横加什么罪名都不算过分，这是法制观念的缺失。因为“不怕冤枉坏人”，不仅往往冤枉了好人，还会放走坏人，把别人的罪孳都加在他的身上，不就使那些人逍遥法外？有些“替罪羊”就是这样造成的。
　　
　　“不怕冤枉坏人”的教训已经很多，但这种“不怕冤枉坏人”的观念至今仍未绝迹。多行不义，必为千夫所指，公愤义愤都可以理解，法制的天平却不能因此而失去平衡。量刑定罪，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审案，也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面对多行不义的人，更得把握好这一点，这是对于法制精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