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维权，最后“裸奔”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

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刻意强调毕国昌的“厅官”身份，无形中助长了舆论的非理性发声。毕国昌已退休多年，而他退休之前虽有厅级干部的行政级别，但终归是个媒体人，以“厅官”呼之，窃以为并不妥当。这种给当事人乱贴标签的报道方式足够吸引眼球，但让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复杂了——相当于无中生有地给舆论批判官员特权树起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城管街头扣个违停自行车，原本不算个事儿，皆因有了“厅官”、“裸奔”等亮眼关键词，立马成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并引爆舆论场。

如果理性的看待此事，只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就事论事地观察这个事件，问题就很简单明了。毕国昌因自行车被扣而被迫在三亚街头“裸奔”，其遭遇令人同情，但不得不说，他也是有小错在先，即没有把自行车停在划定的自行车停放区域。当然，城管的做法更为不妥，查处自行车违停是应该的，但明知车上有衣物，而附近就是供市民游泳的水域，城管应该可以预见到拖走自行车会给车主带来什么样的麻烦，难道就没有更加人性化的处理办法？

可是社会非理性的把 “厅官”身份给过度阐释了，演变成对城管和特权的习惯性批判，而这些情绪化的推断，有可能给城管执法造成困惑——看到违停自行车，假设这是某厅官的车辆，到底该怎么管？如果失之于严，人们就会说城管连厅官都不放过，真狠；如果失之于宽，人们就会说城管畏惧特权，欺软怕硬。总之，左右都不是。而这样的犹疑显然是不应该出现的，城管应对所有违停车辆一视同仁，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