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杂志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具体表现包括：要求患者做从实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中国青年报》4月20日）

经常有媒体报道，医院给患者做不靠谱的检查，比如要求刚出生的婴儿或耄耋老者检查艾滋病项目。很多人以为这是医院利欲熏心，其实未必——对医生来说，多一项检查就多一份安心，万一在后续治疗过程中用错药，麻烦就大了。回避收治高危病人、频繁转诊、会诊等，道理都一样，就是怕惹上医疗纠纷。

医生给患者治病，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不是全力救治病人，这显然有悖医生的职业道德。对于一个最讲究人道立场和专业精神的行业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是疾病，而“防御性医疗”却是视患者为假想敌，医生要时刻提防患者伤害自己，这样的心态及相关做法无疑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从效果上看，“防御性医疗”作出一种与医疗技术无关、纯粹为医生自身安全着想的策略，也未必能达到保护医生的目的。“防御”有可能导致患者病情恶化，本来可以治好的病没治好，给更为严重的医患冲突埋下隐患。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会诊等，有点类似于“击鼓传花”游戏，大家都想着推诿卸责，而最终总会有“倒霉蛋”接手，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化解，只是转嫁了，于整个医疗行业而言，风险不会减小，而是隐藏得更深、危险系数更大。

有医疗业内人士将“防御性医疗”归因于医患纠纷中医生一方的弱势地位。《卫生经济研究》杂志编辑叶向明先生特别提到了“举证责任倒置”，即出现医患纠纷时，现行诉讼制度把医生假想为坏人，医生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好人，而患者只需要提出指控，不需要提供医生有错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若要救死扶伤就得冒很大的风险，为自身安全计，就不得不“防御”，在医疗过程中畏首畏尾。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医患纠纷中医生可能处于“诉讼程序劣势”，但别忘了医生有“专业优势”，基于公平考虑，“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制度设计没有问题。

要让医生安心给患者治病，“防御性医疗”肯定不是正道。治标之策至少有两个，一是对医疗过程进行规范管理。近年来医疗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在部分城市试点“临床路径管理”，针对同一疾病，要求医务人员采取标准化的诊疗模式，如何用药，哪种情况下必须做手术，都有章可循，让患者明明白白看病。诊疗行为透明度提高了，出现医患纠纷时就比较容易分清责任；二是可以借鉴别国先进经验，建立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医生不是神仙，总有治不好的病，诊疗过程中也难免出现非故意失误，有了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将医疗风险最大限度“转嫁”给保险公司，兼顾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利益。

而治本之策，还在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让医患双方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面对疾病这一共同的敌人。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谈到他心目中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生要信任病人，病人找你看病人是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上，要把他当亲人；病人也要信任医生，他是你战胜疾病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设若医生把患者当亲人，患者把医生当战友，医生给患者看病时，自然会尽心尽力，而不会只想着“防御”。

医患冲突频发，很多时候看似患者一方无理取闹，其实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原因。绝大多数患者并非不能理解医疗有风险，医生总有“技穷”之时，然而一想到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治好病，就难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若看病不花钱或只花少量的钱，患者的心态就会平和许多——只要医生尽了“人事”，治得好治不好就是“天命”。而现在的情形是，患者身背病痛和经济压力的双重负担，但凡医疗过程稍有差池、结果不如人意，就很容易“崩溃”。

医生治病救人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不敌陷入医患纠纷的恐惧，由此出现“防御性医疗”这等诡异景象，对医患双方都是严重伤害。如何构建医患互信，尚需全方位的医改来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