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10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却‘越降越高’。”韦飞燕坦言，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以回扣促销量，搞得药企都很累。（《中国青年报》3月9日）

药价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说法看似骇人听闻，实则尚不足以描述当下药价虚高的严重程度。2011年11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曝光某些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润高达到6500%以上，这些药品即使价格砍掉90%，依然是暴利。

韦飞燕董事长作为知名药企掌门人，在全国两会上痛批药价虚高，多少令人意外。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其作为人大代表有为民请命的良知，另一方面则可归因为药企不愿意为药价虚高背黑锅。韦飞燕称“大多数药企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应是实情，之前央视的报道中，某药厂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而中标价和医院零售价却分别高达56元和64.4元，虽然这种药品的中间利润超过了800%，但药厂本身的利润不到1元钱。

药品的暴利都去哪儿了？简而言之，是被“流通环节”吃掉了。细数起来，这条利益链条上有医药公司、医药代表、药品招投标部门及专家、医院、医生……有如此众多的分肥者觊觑，患者只能做待宰的羔羊。

药价虚价固然掺杂有市场恶性竞争及腐败的因素，但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才是主因，比如医药不分家的医疗体制、不合理的药品价格生成机制等。

由于公立医院无法获得国家财政充足的资金保障，我国长期执行“药品加成”制度，即医院售药可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加价15%，以致形成了今日“以药养医”的体制性困局。这个制度带来的弊病是，越贵的药相应的“加成”就越高，医院也就越愿意进，因此医院用药往往“只用贵的，不用对的”。与此同时，患者在医院看病只能吃医生开的药，由于“回扣”这一潜规则的存在，医生当然更愿意给患者开高价药，反过来刺激药企和医药公司抬高药价——诚如韦飞燕所言：“医生的利益空间没有了，谁来给你开药？对于制药企业来说，销售量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现行药品招投标制度对于药价的推高作用亦不可小觑。按照目前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中标价由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部门审定公布，作为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此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制度设计初衷原本在于由公权力机构代表患者的利益与药品生产商、销售商讨价还价，以期患者可以获得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但由于药品招投标过程缺乏公开、透明，黑幕重重，以至于这个制度很多时候沦为高药价的“同谋”——媒体曝光的诸多暴利药品，其价格无一高于政府定价。有医药代表称，投标前“首先要知道审定招标价的专家是谁，要打通关系。”如果说医生吃回扣是潜规则，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猫腻则是更潜的规则。

药价虚高的症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起来殊为不易，但必须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彻底根除这一行业痼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看病贵”这一民生老大难问题。虽说中国医保覆盖率已超过95%，可依然有很多人感觉“病不起”，原因就在于虚高的药价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医保制度的善意——如果生场大病，纵然有医保，自费部分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任何商品，只有在自由、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形成合理价格。药品纵然是特殊商品，也不应大幅度偏离这一原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可谓抓住了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牛鼻子，它释放出来的信号是，政府将削减药品价格审批流程，尽可能从药品流通环节中抽身，摆脱“分肥者”的嫌疑，让市场的归市场。果如是，则“药价砍掉50％”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