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项决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实行了数十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有了松动。此后，各地方陆续修订地方计生条例，落实“单独二孩”新政策。从政策宣布实施至今已一年有余，但各地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生育潮，远未达到延续“人口红利”的作用。

中国正站在“低生育率陷阱”的边缘，因此计划生育不能再以控制人口为目的，应尽快全面放开“单独二孩”。

实施效果不如人意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在过去十几年，关于生育政策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各界争论非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都是纸上谈兵，缺少实践来验证各自论点的对错，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终于有了实践来验证。

当然，我不赞成“单独二孩”政策，因为“单独二孩”有两大弊病：一是不公平，二是难操作。比如申请者是不是“单独”就难以确定。这需要申请的夫妻拿出独生子女证，但多年过去，证书可能早已遗失。而且即使有证书，也不能保证他们的父母后来没有再次生育。另外，现在人口流动很大，假设小两口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四川人，都在北京工作，还得跑回各自的老家去办手续。

但是，如果再因此争论，生育政策调整就又不能启动了，又会耽误下去。所以不管怎样，能启动就好，这样就有了实践。

至于这是否标志着生育政策开始了重大转折，我只能说，实际上“单独二孩”开始得非常谨小慎微，对可能发生的所谓人口反弹非常担心，号称每年要增加200万新生儿，所以一面是开放，一面是非常担心，这种忧虑并没有消除。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截至2014年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27.16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不足2.5%。国家卫生计生委在11月7日的发布会透露，全国有70多万对提出申请，仅占6.4%。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城市、农村，申请率都非常低，各地符合条件的夫妇前来申请的，基本都在5%左右，而且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很多是爹妈代替孩子来申请的。

从实践效果能看出，“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太谨慎了，应该全面放开二孩。对此，人口学者曾在2004年和2009年两次给中央写建议书，呼吁应该赶快调整政策，刻不容缓。但是有些人说，这都是扰乱工作，混淆舆论，一旦真的生育政策放开，还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人口可能就失控了。

之前有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一共有1100多万对，因此在5年内每年会多生200万人。其实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国外的经验都表明，有生育愿望不等于最后真的生了。

而且还有一种规律性的人口现象：在高生育率下，往往实际生的孩子数高于人们的愿望，比如避孕不到位，或者考虑到婴儿夭折而多生等等；而在低生育率下，往往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的愿望，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泰国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指该人口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来讲，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仅有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对这个数据，各方有很多争论。但是，天底下就没有百分百准确的数字，问题是我们把统计当会计。中国现在处于低生育率状态，我们不过是把这种客观状态用一个量化的数字来表述而已。结果大家都盯在这个数字上，说不是1.18，是1.28、1.38，但即便是1.58也还是低啊！

包括一些媒体，不是澄清人们的误解，而是在加剧人们的误解。媒体很喜欢报道这种题材，说根据某某机构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准确的，应该加两个百分点，显得很准确、很客观、很平衡。但是这种报道根本没抓住重点，把读者都搞糊涂了。更是因为这种争论干扰了决策。

而且，即便现在有了这一年实践的检验，争论还是在继续。有人说，真理还没到来呢，因为实践的时间还不够，家庭还没考虑好生不生。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呢——2015年也还不算，因为是农历羊年，传统观念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所以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那就再过一年。

但是这样一拖再拖，时间都被拖没了，将来产生的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应对起来将越来越困难，中国有可能会落入“低生育率陷阱”。

韩国、日本、新加坡、法国、俄罗斯等国面对生育率低下，采取许多措施鼓励生育。但是管用吗？不管用。现在有一个说法：想让人生孩子，比想让人不生孩子更困难，而且更花钱。所以叫做“低生育率陷阱”，一旦掉进去，就很难出来。

全世界的低生育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回到生育更替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这需要总和生育率至少为2.1）。

在韩国政府大力鼓励生育的背景下，韩国2009年的总和生育率仍仅为1.19，“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但是中国2010年的数据一出来，韩国就相形见绌了。

现在看来，中国可能也逃不出各国的规律。

低生育率的形成有众多因素，比如晚婚晚育、不孕不育，以及社会生活目标增多等。后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人现在想做的事情太多，工作也要完成，球赛也要去看，朋友婚礼也要到，假期旅游也不能错过，什么都想要。“本来我是想生孩子，但是没时间。”慢慢年龄大了，就错过最佳生育期了，结果实际的生育就会比想生的少。

过去女孩子长大就结婚生子，而且是生多个孩子。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生一个孩子就要耽误一年半时间。“看着同事同学不断晋职加薪，自己在家大肚子，我着急啊。你让我再怀一次，那我赶也赶不上了。”很多女孩子会觉得，生两个的话，这一辈子就报销在两个孩子身上了，自己的价值无法实现了。这就导致了低生育率。

“单独二孩”远远不够

有何理由继续“一孩”？

而中国低生育率的后果最终是由今天的“80后”、“90后”来承担。当这一代年轻人变老后，面对的就是老年人群庞大、劳动力短缺、退休金运转困难等社会问题。将来不仅是养老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失去朝气和创新精神的问题。

等到那时，再放开生育是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刚出生的孩子要20年才能长大成为劳动力。

现在包括年轻一代，大家都没感到天边有乌云。但年轻人以后，要赡养好几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等现在的年轻人也老了，他的一个孩子如何养这一批老人？所以老人多倒不可怕，问题是孩子少了。

所以我也呼吁年轻人，要趁现在有好的生育年龄和物质条件，再生一个孩子，将来才会有更好的财富传承和抚养比。

中国实行“一孩”政策在30年前是应急之策。那时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都想从各方面把经济恢复起来，包括少生孩子。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讲的话是很恳切的：国家现在有困难，大家能不能做点牺牲，帮帮忙？到30年以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但是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继续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把计划生育变成只生一个孩子，迟迟不能放弃这个政策，这到底是对个人好还是对家庭好，对国家好，还是对未来好？

当然计划生育是永远需要的，假如每个家庭都生四五个孩子肯定还是不行，那对家庭、对妇女、对孩子、对国家都不好。但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的计划生育已经过去了，计划生育的本意不是控制人口，而是为了解放妇女，使她们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千年未遇的人口挑战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资源能承载的人口很有限，如果人口突破底线，中国就完蛋了。这类观点显得很高远、很宏观、很深刻，但实际上跟中国的现实毫无关系，不但把议题越弄越乱，更是把决策者的脑子都弄糊涂了，结果是把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全拖延下来了。

有人说中国像美国那样只有3亿人不是很好吗，美国、澳大利亚都是人少地多，都成了发达国家。但是，非洲也是人少地多，怎么没成为发达国家？日本人多地少，怎么照样是发达国家？

世界上关于地球能承载多少人口的研究，从10亿人到1000亿人都有，各自都有其论述的依据。同样，中国的资源能承载多少人口，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现在是否要继续实行一孩政策，与此是没有关系的。

当前最要紧的是，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继续干预人们的生育权利，只让生一个孩子？假如这代人不生孩子，这个社会就断掉了，社会都完蛋了，还谈得上什么人口规模问题？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很可能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会减少一半。

当然，地球不是人越多越好，我们不赞成生的孩子越多越好，也不赞成中国人口越多越好。但是，即使要减少中国人口，也不可能靠继续降低生育率来解决了，因为现在的生育率已远低于更替水平，靠计划生育来减少出生、放慢人口增长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继续要求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谁也没说一孩政策要永远继续下去，但就是拖。

大家应该看到，中国人口的旧常态已经过去了，新常态就要到来。假如一孩政策还不能终结，就说明中国还是以控制人口出生为中心的思维。

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行动起来应对人口问题，拖到将来挽回会更难。因为将来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和以前会完全不一样。将来中国人口问题有几个特点：一是生育率会很低，二是老龄化很严重，三是城市化很高，四是人口流动性很高。这四个特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没有的。但是很多人的思维还沉浸在原来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没有看到新的形势的到来。

这一年或者不到一年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践，应该使人们惊醒了。越晚醒就越后果严重。

那么我谈这些是否意味着将来中国社会就黯淡了？不是。人类的潜力是很强的，人类历史就是在应对各种挑战中不断地发展。只要我们好好去应对，就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不准备、不应对，这就麻烦了。其他国家已经有了教训，我们为何还不预见，还要重蹈覆辙呢？文／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记者／赵福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