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深圳特区报“思与辨”专家访谈2015第一期，刊于1月6日尹传刚 应尽快为企业 <wbr>和个人社保减负

引子：

近日，在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接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专题询问时，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 40% 至 50% ，其中，占大头的是占工资总额高达 28%的养老保险费率。社保费率过高，会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才能给企业、个人社保减负？国外有何可借鉴之处？本期“思与辨”对此进行探讨。

主持人： 尹传刚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 宾： 林 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教授）

企业、个人社保减负迫在眉睫

主持人：目前我国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保费率，不仅高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不少发达国家。在经济新常态之下，社保费率过高，员工和企业都不堪重负，持续下去会带来什么后果？

张敬伟：在现实语境下，这容易造成国富民穷的尴尬，从长远看这种社会保障模式不可持续。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面临着稳增长的任务，在投资遭遇瓶颈、外贸面临困顿、消费遇到阻滞之时，改革内部市场，完善体制机制，激活内部消费力以维系中国经济持久的引擎动力非常重要。现在的问题是，社保缴费率过高，让企业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续发展动力减弱，使个人消费能力日趋不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下降。

过高的社保费费率，是以牺牲现实消费来保障人生未来，有些本末倒置。何况，未来也未必真的能够有保障——养老金不是存在着海量的资金缺口吗？

林江：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让企业和员工不堪重负，其后果是，企业负担重了，难以有多余的资金扩大再生产；企业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不利于国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顺利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效率低下，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等于把越来越多的职工的可支配收入转到了政府部门的手上，政府部门拥有越来越庞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但在使用和运作上，透明度偏低，不利于理顺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如果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

李长安：企业社会保险负担过重至少会造成三方面的影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用于员工的社保支出过大，必然会挤占企业用于其他生产性支出的规模，企业的资金周转和积累能力就会受到制约；阻碍员工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影响企业的用工制度，为了避免为更多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一些企业热衷于大量雇佣劳务派遣人员，有些还将长期用工“短工化”，这些做法都会对稳定的用工制度产生消极的影响。

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社会保险费分担机制

主持人：怎样才能给企业、个人社保减负？

李长安：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大国家财政对于社保的补贴力度，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社会保险费分担机制。在经济波动中，政府可以采取阶段性的政策，对生产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特别是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型企业允许减缴社会保险费。此外，针对特殊群体如农民工及其他城乡非正规就业人员，允许他们按不同折扣费率进行缴费，减轻这些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负担。

张敬伟：通过深化改革，如养老保险的“双（多）轨合一”来缓释社会阶层的不公平感，增加和丰富社保基金池容量，以有余补不足，破解企业存在的“五险一金”缴费率过高。

抓住国企改革的契机，让闲置的社保基金入股国有企业，拓宽社保基金增值保值渠道。而且，加大国企分红注入社保基金的比例，以提升国企利润比例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费比例。

另外，在现有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职工收入、减轻个税和降低企业税负、税制改革等方式平抑社保费率过高带给企业和职工的过重负担。

林江：我认为首先需要检讨包括养老保险供款在内的社会保险基金的供款机制，譬如说，以精算测试是否真正需要那么多的供款，如果供款比例减少，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其次，需要探讨人口增长变化以及人口老化的趋势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要研究我国如此高的社保费率难道只是跟人口老化有关吗？是否也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方式效率不高、回报率太低有关？如果研究结果证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效率不高，回报率也真的太低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改善基金的运作效率和运作方式，这样就可以为我们有效降低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的费率提供空间。

发达国家很注重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运营，以保值和增值

主持人：在社会保险的缴纳和管理上，国外有何可借鉴之处？

李长安：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广，这就有效地保证了缴费人群的普遍性。从费率水平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劳动者在享受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又能够承担相对较低的社保费率。在德国，政府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时对社保费率进行调整。比如在2012年，联邦内阁就曾提出一项草案，从次年一月开始降低养老保险费，将当时占税前工资为19.6%的保险缴费率下调至19%，这减轻了企业和雇员每年27亿欧元的保险费支出。另外，西方国家很注重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运营，以进行保值和增值。大多数国家都有将社保基金市场化投资的成功经验。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的收益，能够为调低费率创造更好的环境。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林江：美国的相关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在养老保险上，它有三大支柱：一是社会养老保险，由政府立法强制执行，覆盖美国约96%的人口；二是私营退休养老保险，例如美国的401K计划；三是个人养老保险。以上三大支出构成了美国多种形式的退休收入保障。因此，如果从建立多支柱、多渠道的养老保险制度出发，我们无需在养老保险上如此依靠政府了，政府就有机会和可能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从而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的供款负担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张敬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两点可借鉴：

一是公共财政、企业、社会个体、商业保险多元参与。这才是完善社保制度的应有之义，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企业和职工社保负担过重的问题。

二是在监管到位和市场风险可控的情势下，将养老金在内的社保基金投入股市、债市，而不是放在银行里和通胀“赛跑”。只要资本市场完善，养老金、公积金等入市是解决隐性债务的有效手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