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艳羡西欧国家“肥硕”的休假制度的声音，为数不少。是的，如果让人选择，更多自由安排的带薪假期自是工薪阶层求之不得的。法定假期的长短，不仅仅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关，更和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及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有没有条件让社会成员享受更多的假期呢？也许经济学家们会作出各自的数据论证。不过，本文想谈谈放假的伦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新近关于放假的争论，是“除夕”这一天究竟列不列入法定假期的话题。应当说，有关部门征询意见的姿态是一种进步，这比过去“关门决策”更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除夕放假安排近年来的多次反复，则反馈了有关部门与科学决策仍有距离，在社会治理的细节安排方面举棋不定，人为摇摆的痕迹明显，缺乏决策的制度化管理。启动一项影响面巨大的公共事项变更动议，需要有充分的民意基础，还需要扎实的调研，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是程序上的法定流程。只有将牵涉千家万户的公共事务的决策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才能避免这种“朝三暮四”的尴尬局面。

如果说今天的除夕纳入法定假日动议是更符合民众生活习惯的，更符合公众利益的，那么，这是一项修正更早前决策的纠错举措，则需要建立“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作为相应的制度配套。否则，即便今天改正了一项错误决策，明天仍然可能有新的错误决策或随意决策不断产生，这不仅使得有关部门疲于奔命，也将极大地浪费社会资源，成为为随意决策买单的社会成本。

进一步说，即便新的动议是更为“正确”的，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流程规范，纳入决策程序管理，而不是只要网络调查取得更多支持，决策就可草率推进，这跟过去的“关门决策”是一币两面，殊途同归，仍然有损决策的伦理正当性。

放假制度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小小的变更可能牵涉到多方面的社会资源协调，影响到众多机构、组织、个体的既定生活安排，决策不可谓不慎重。当然，有一种贪便宜缺乏制度意识的说法也要不得，诸如有些学者提出，反正除夕已经成为“隐性福利”了，正式纳入法定假日，反而可能减少放假时间。

如果公众有这种贪小便宜、维护既得利益的心理尚且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机构，就不应当有这种缺乏明规则意识、鼓励潜规则的思维模式了。

一个隐性假日的“小便宜”也许的确微不足道，但这种思维方式如果成为决策伦理中无需被反思的价值观，那就不要奇怪更多的决策潜规则盛行，不要期待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形成“协同共治”制度化良性循环了。

此外，也不妨考虑一下如何降低“全民决策”的社会成本，也就是说，不妨考虑更多的权力下放，譬如推行各个单位更为自主的年假制度，把“全民决策”尽可能分流为“机构决策”。这样的话，各个机构、组织及个体，就有更为充裕的条件自主决策，也避免了一项小小的决策牵动庞大的全局利益的被动局面。把一部分权力下放，也便于政府把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用到更为事关全民的民生问题上，而不至于在一个“除夕”的放假细节上反复折腾，耗费过多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供 《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