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我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都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还大有提高和改善。

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的弹性也很大。出生高峰对这些企业是巨大的商机，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将奶粉资源配置到婴儿奶粉上，并合理进口一些婴儿奶粉，政府也要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

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没有建设足够的学校，农村教师还大量下岗。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3年的0.94亿。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佛教国家泰国、伊斯兰国家伊朗目前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4，而伊朗的生育率也只有1.9。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07、1.19。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经济和城市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规划的，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鼓励生育的难度比台湾地区、韩国还要大。

中国一方面要面对生育率难以提升，一方面还要面对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将由2012年的966万增加到2030年的约1350万、2050年的约1862万。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以遏制人口锐减和快速老化。中国人口政策急需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战略转向。

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每年能多出生几十万人就算很大的政绩了。而之后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多生”的人口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是极不明智的。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预测全面二胎年出生人数会达到难以承受的数字，但是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也达不到2200万。如果还只是全面二胎，那么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鱼量多且脆弱，最好的办法是不挑，不拣，不分类，一锅煮之；小鱼久烹则糊，越糊越粘锅；如果慢慢翻的话，会被翻烂，因此要干净利索。中国计划生育几十年，“小鲜”已经快“烧糊”了，并且很“粘锅”（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力量很大），该翻就得翻。《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各种分人群、分地域的过渡方案也违背了“人生而平等”这一基本的立法原则。《尚书》：“树德务滋，除恶务本。”人口政策应该有治无类，尽量普惠。

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生育障碍率在逐岁提高，今年能怀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怀不上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很多网友向我哭诉：以前能生时不让生；现在让生却生不了。晚停止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

就像产前的“阵痛”一样，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婴儿潮能刺激消费，给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希望，给人们更多的人性和亲情，获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恢复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停止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生二胎的资格鉴定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