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生育率预测数据的层层笋壳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依照本届领导的执政逻辑，这一步原本可以迈得更大，目前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两个课题组论证全面放开二胎后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

其中，蔡昉等20多位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每年出生4700万；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1.8以上。

2014年3月《人口研究》的文章公布了翟振武的论证依据：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说，目前全国约有1.5亿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有近70%至80%的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即约9000万育龄夫妻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和计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本文用“剥竹笋”的方法，看看这些数据有多少真货。

第一层笋壳：有人想生也生不了

翟振武文章中附有国家卫计委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20～24 岁年龄组有79.9%打算生第2个孩子，25～29 岁为70.2%, 30～34岁为60.3%，35～39岁为52.4%，40～44岁为38.6%。

但有生育意愿不一定能够成功怀上孩子。1980年以来，中国不孕人群逐年递增，其比例已升至10%～15%左右。而美国的不孕率却从1965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8.5%、2006～2010年的6%。

另外，即便成功怀孕，也不一定能最后生下孩子。由于子宫和激素等原因，部分胎儿难以成功活产。“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不孕、堕胎和剖腹产是导致生育障碍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不孕率、剖腹产率和堕胎率都高于美国，生育障碍率应该比美国还要高。这里姑且采用美国的“生育障碍率”数据：15～29岁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

将翟振武文章所列的各年龄妇女，根据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重新计算。比如，30～34岁妇女共3385万人，60.3%有生二孩意愿，有14.2%存在生育障碍，最终只有1751万妇女能生下二孩。依此类推，这1.52亿妇女将最多出生5827万孩子。

翟振武认为补偿性生育是分四年完成。每延迟一年，对应的是下一个年龄组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经过平移计算，最多只能多出生5274万孩子。

第二层笋壳：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

目前中国人口中仍然有超过60%是农村户籍，农村一孩是女孩本来就可以生二孩，国家卫计委的《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全国每个妇女可以生1.354个孩子。而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为32岁，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35岁以下妇女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胎，但目前还来不及生。

假设上述15～35岁妇女中的35%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孩，合计有1390万二孩本来就是可以合法出生的，那么全面放开二胎只会多出生3884万（5274-1390=3884）。

第三层笋壳：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二胎

目前已经出生的单独二孩，都是在政策前怀孕的（原本算超生），比如湖北从3月27日到8月31日，收到单独二孩申请19878例，其中已出生6309人（39.9人/天）。浙江从1月17日到5月31日，批准申请43147例，出生2444人（18.1人/天）。全国人口是湖北、浙江的23.3倍、24.5倍，那么估算全国每天超生930～443人，均值687人，每年超生25万人。而以17.2%的生育障碍率计算，对应的是30万“着手”怀孕的人群。

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超生比例就不低了；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超生二胎的比例还较高。假设目标人群35%原本就打算超生，那么因为全面放开二胎只能多生2525万（3884×65%=2525）孩子。

第四层笋壳：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

上面是假定生育意愿都能“兑现”成生育率，其实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率是有巨大差距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1985年台湾地区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2010年为2.05。如果生育理想得以实现，那么总和生育率应该稳定在2.0～2.5之间，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980年的2.5一路狂跌到1990年的1.8、2010年的0.9，说明很多妇女“壮志未酬”。1998-2008年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

从1977年到2010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理想”只是从2.61个下降到2.42个，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80下降到1.39，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比如2010年日本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42个（“脑动”），但是考虑各种现实压力，只打算生2.07个（“心动”）。很多人仍然会踌躇不前，付诸“行动”的比例更低。由于不孕率和生育障碍率很高，“行动”还不一定能够导致“胎动”；即便出现了“胎动”，还不一定能活产（“婴动”）。可见，从生育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上海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中有40%～50%的人愿意生二孩，但是2008年以来的5年时间里，只有15000对夫妇提出申请，只出生7000多人。2011年河南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政策实施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现实的差距，上面分析的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后的“2525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30%的水分，只剩下1767万。

第五层笋壳：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

其实“笋壳”仍然没有剥干净，还有相当部分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比如，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

在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中，以女方年龄统计，上海30岁以下的占16.96%，30～34岁占56.18%，35～39岁 占 25.33%，40～44岁

占1.44%，45岁及以上的占0.10%。根据美国的生育障碍率的数据，可见上海申请者的平均生育障碍率为20.5%，估算上海双独二孩申请者中有29%左右主动放弃生育。

全国放弃生育的比例和申请者的年龄都低于上海，因此出生/申请比将高于上海。浙江省的女方申请者年龄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24岁及以下占3.3%，25～29岁占33.7%，30～34岁占46.6%，35～39岁占15.1%，40岁及以上占1.3%，那么申请者的平均生育障碍率为17.2%；假定申请者中主动放弃生育的比例为17.8%，那么出生/申请比为75%。

上面分析的全面放开二胎后的“1767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主动放弃生育机会的17.8%，只剩下1453万，只有翟振武预测的9700万的15%。

二孩申请会逐月、逐年减少，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将多出生581万、436万、291万、145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每年总出生人数为1964万、1819万、1674万、1528万，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其实，仍然还残余一些“笋壳”：如双独家庭原本是可以生二孩的，全面放开二胎对他们没有影响。

单独二孩实践验证补偿性出生

2014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6月1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区（130799万总人口）都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8月31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约62万例，包括在政策之前266天内怀孕的约18万例（“超生”687人/天）。

可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人口数和这次截止8月31日实行单独二孩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比如浙江总人口5443万人，到8月31日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26天，二者相乘，为1230048万人·天。将各省的数据相加，为19662664万人·天，除以130799万总人口，加权平均为150.3天。

也就是说到8月31日，相当于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150.3天，平均每天批准4124例申请；扣除政策出台前怀孕的18万例，那么新增申请是2927例/天。申请人数在逐月减少。假如全国今后214.7天每天批准2700例，那么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比上面用“剥竹笋”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还少。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多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都提出：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高峰越高越好。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

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

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而美国经济能率先复苏，是因为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回升到2.1左右，又出现了一个婴儿潮。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不敢消费。停止计划生育的出生高峰将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大大改善内需市场。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