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巡视组近期对国内一名牌大学的通报中，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让高校科研腐败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到底存在哪些漏洞？为何三令五申屡禁不止？如何对此进行有效监管？（半月谈10月5日）

科研腐败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每一次媒体报道科研经费管理的漏洞之后，都会提出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可问题是，大家都清楚“三令五申”不管用，为何还要继续指望“监管”？治理科研腐败，需要摆脱加强监管的思路，而要寻求学术自治的思路。

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我国有关部门出台的管理措施，不可谓不严，可是，有多少得到了执行？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如果得到执行，也会出另外的问题，比如，明确要求必须按照预算购买设备，可项目根本不需要这些设备（当初列预算，是为了通过立项），按照预算购来的设备，一直闲置，连开封都没有，科研经费没有被侵占，可却被浪费。还比如，按照规定，一个项目的经费只能用于本项目，那么，科研人员怎样启动新项目研究？如果不启动新项目研究，怎样去申请新的经费？有多少研究人员，是在等到经费批准下来，再开展新项目研究？

在所谓“严格”的行政监管之下，大家所见的是，科研人员把聪明才智都用到对付监管上了。这表明，科研管理制度出了问题。其一，行政主导的立项审批、监管体系，让学术研究掺杂诸多行政和利益因素，在立项时，最终能获得项目的，并非是最有能力开展这一研究的学者，而可能是有显赫行政职务、学术头衔，或与行政关系良好者，在立项通过之后，对项目的监管，也会视与行政的关系而定，研究者只要搞定监管者，再严格的监管措施都只是一纸空文。立项、监管人员收取科研回扣，在我国并不鲜见。

其二，以资源为导向的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让学术研究本就异化为争夺资源的游戏。我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把获得国家课题，作为重要的业绩，因此，把国家课题、经费作为对研究人员的考核指标，这对研究人员是什么导向？只要能获得国家课题、经费，就是学术牛人，至于能不能通过国家的资助，取得课题研究成果，却不是大家关心的事。因此，我国研究人员，把大部分精力用到申请国家课题、经费上，而在申请到课题之后，就想着怎样把经费折腾出来。研究人员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已经无法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何不追求现实的利益。更何况，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薪酬体系，就是把申请科研经费作为研究人员提高薪酬待遇、致富的手段。

如果科研管理制度不变，强化行政监管，只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进一步强化行政的权威，学术行政化的问题更严重，二是从表面上看，科研经费的使用规章明确，但潜规则暗流涌动，行政部门、学校、科研机构和学者结成利益共同体，由于有教育和学术的幌子，相比治理官场的腐败更困难。近年来，一些明显的侵占国家学术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就被视为学术问题轻描淡写处理。

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不是不需要监管，监管主要体现在信息公开和司法监管上，而我国这两方面，恰恰做得很不理想，首先，应当要求高校、科研机构公开所有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对于学术研究中涉嫌侵占国家经费、学术欺诈的行为，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

为什么不能做到公开所有财务信息？根源不在于行政部门没有要求，我国已有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但高校不公开，没有人追究责任，要让高校公开所有办学信息，最有效的途径是实行现代治理，包括建立大学理事会，民主制定大学发展战略；公开选拔校长，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在校内，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按照这种治理模式，还有多少学者能把钱折腾到自己的腰包中？更重要的是，没有行政和利益因素干扰教育与学术，学者才会有对教育和学术理想的追求。

整个科研管理制度也是如此。为何不建立独立的公益基金会负责科研经费？为何不建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评价科研项目？为何科研经费的投入、使用情况，不向社会公开？这一切目前都由行政部门操作，再在这一基础上强化行政监管，能监管出有序的科研环境、学者的学术尊严和理想来吗？

最近，新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又要颁发，媒体报道4名华裔科学家有望获得诺奖，这再次反映出国人对科技类诺奖的热烈期待。值得反思的是，已经获得诺奖的华裔科学家和有望获奖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的科研，都是在国外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的，我国当前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变，投入再多科研经费，也难以给学者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做自己感兴趣学术研究的环境，要取得有世界影响的原创科研成果，将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