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屡屡报道一些名人的离婚纠纷，近期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博纳老总于冬的“天价离婚案”案，或涉5至6亿股权分割问题。

还有的媒体同样热衷于报道的普通人离婚纠纷，如华商报的这样一则报道：“结婚一年多妻子要离婚，丈夫开出13万元礼物清单。”报道描述，丈夫列出的这份礼物清单，总共十来页，详细记录了两人相处5年来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价格总计13万余元：宁夏枸杞2000元，比利时巧克力4000元，三星手机4000元，袜子、手套……

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狗血剧情”，为读者的茶余饭后生活添点话题而已。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有必要推行“婚前协议”、减少无谓纠纷的阶段了。

那些头破血流的“离婚门”

来自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与2008年相比，我国的粗离婚率5年间增长了近40％。而在北京市，离婚人数的增幅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值，《北京市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北京市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3.8万对，比2011年的3.3万对增长了15.9％，是全国增幅平均值的近1倍。

当然，这当中，或许真有少量是为了“房子孩子”的假离婚，但就生活观察而言，全国范围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离婚率持续攀升也是事实。

现实是改变观念的利器，但又不是全部，那些观念里的死角，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盲区，缺乏清晰的认知。

在持续增长的离婚率面前，人们或许已经开始改变“婚姻必须从一而终”的迷信了，但没有改变的，是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和涉经济纠纷时的势利并存，很多高调晒恩爱、离婚时却打得头破血流的明星夫妻是这种矛盾能见度最高的案例。

明星只是普通人生活的放大和外化显现，在生活中，此类纠结矛盾又何尝不是寻常可见？

人们倾向于在结婚时回避婚姻制度的经济功能本质，而给婚姻披上“罗曼蒂克”的外衣，以此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捆绑的宣誓。试想，如果对着众人宣布结婚的经济结盟及其契约，将是多么扫宾客的兴又“伤夫妻感情”啊。于是，我们经常见证一些婚姻以“温情浪漫、信誓旦旦”为开篇，以“势不两立、反目成仇”为尾声。连以艺术家形象出现的明星如宋丹丹与英达，也成为互相攻击的冤家。

“结婚”本来就是个伤感情的事

“伤感情”是个相当有趣的说辞。如果我们真正深刻地了解婚姻与爱情的不同本质，那么，恐怕就不得不承认，“结婚”本来就是伤感情的举措，是为了谋求制度保护的次优选择。

我们试着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两对伴侣，一对结了婚，在众目睽睽和法律保护下，总算把婚姻进行到底，白头偕老了，而另一对，从未结婚，甚至还给予双方充分的自由另谋高就，但最终，他们还是怎么也分不开，成为终身伴侣。

试问，上述两对伴侣，哪一对更可能是心心相印的灵魂伴侣？相信多数人不难作出判断。

当然，这里不是要把婚姻制度贬低得一无是处，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婚姻制度为社会稳定、私有财产有效传续、人类有序繁衍等等提供了制度保障，它的确是“怕乱怕无序”的人们找到的一个暂订契约，如果大家都遵循，社会的运行将高效有序。

问题在于，当前婚姻制度的运行已经不再高效、有序。为什么？因为社会条件变化了。

婚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女性承担生育功能时面临的弱势处境，但现在的情状则是，女性的生育越来越社会化，生育时面临的难题很多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儿童抚养也在日益社会化，托儿所、幼儿园等等专业机构都在减轻女性抚育婴幼儿的负担。此外，关于维持家庭的完整性对儿童成长的必要性和优势，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离婚本身并不会给儿童的心理成长造成什么损伤，而是不恰当的离婚包括冲突频繁而没有离婚的婚姻，才会给儿童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后家庭时代：“爱情至上”有了空间

在欧洲社会学家们描述的“后家庭时代”中，再组合家庭，非亲生子女与父母的再婚对象生活在一起，成为了普遍现象，而妥善的离婚处理也为孩子继续接触亲生父母，共同承担抚养职责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女性越来越独立自主，当人们越来越追求爱情而不是婚姻，那么，离婚率的攀升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因为孩子才生活在一起的，可以叫“婚姻”；没孩子也强烈地想生活在一起的，大概可以叫“爱情”；有了孩子也不生活在一起的，或许叫“爱情至上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可施展想象力，或许不久远或久远的未来，人类只需要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不需要这种把两性情爱与生育合作、经济依附功能搅和在一起的“婚姻法”，爱情是不可能以法约束的。

在当下的语境中，人们惯于自欺欺人地说婚姻只为爱情，甚至以愿不愿意结婚来衡量爱情的“坚贞”程度。如果是这样，大可不必结婚，用自由来验证爱情的伟大岂不是更加符合逻辑？

事实上，目前的婚姻法也并不是约束“爱情”。否则，就应当约定结婚之后永不得离婚了。可见，重要的不是结了婚就不能离婚，“离婚”本来就内生于婚姻制度之中了，它本身就属于契约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有关于结婚的契约拟定，自然也应当有关于离婚的契约协议。

如果认可婚姻的确不仅仅因为爱情，而是现行社会关系中一种让个人更方便更有安全感的制度而已，那么，拟定婚前协议，把离婚本身就作为合同条款要件进行约定，就非常顺理成章了。

既然租房中“提前退租”就是合同要件，我们似乎很难论证“离婚”不能成为结婚的合同要件。唯一的原因，大概就是人们认可租房是一项无关道德意涵的经济行为，而把婚姻赋予了太多的道德承载功能、浪漫情感寄托功能，以致于人们不再好意思让婚姻在一开始就回归它的本质。

大方地签个“婚前协议”吧！

苛刻一点地说，把婚姻作为一项制度所产生的约束功能，跟爱情的浪漫、忠诚混淆甚至等同，是男男女女们为了“哄”对方进入婚姻并发誓效忠于婚姻的一种手段，在过去也是一项社会治理的“维稳”高招。但在今天，多数人已然明白对一项特定社会制度进行乌托邦式的美化，无异于亲手扼杀人的想象力、生命力。

理性的做法很可能是让其回归制度功能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将“婚前协议”作为婚姻的内置选项一揽子放进结婚清单中去，诸如像“离婚协议”需要在民政部门备案那样，领结婚证就必须签署配套的婚前协议并同样备案公证，而丝毫不必忧心“不好意思谈钱”，“谈钱伤感情”。

结婚已经够伤感情的了！但是，不结婚在现行制度下，你会生了孩子没法上户口，你会在医疗的家属签字制度面前面临合法性问题，你可能被视为单身人士，在某些地方甚至面临针对单身人士的购房限制政策……

大方地承认，结婚就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检验爱情，实际上是对爱情更好的守护和忠诚。刊于解放日报《上海观察》APP电子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