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九八四》等作品的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让读者与业界唏嘘不已。与此同时，孙仲旭生前兼职文学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也让人对译者当下的生存状态深感忧虑。

孙仲旭这样的文学翻译者收入有多低？据业内人士的说法，能加入“千字百元俱乐部”的译者寥寥无几。用孙仲旭自己的说法，他去年告诉儿子，自己十几年来译了400万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就是我的文学遗产，你经营得好，可以在老家盖座平房，娶个媳妇”，但在广州不行，因为“只够买个卫生间”。算下来，也大致是每千字大几十元的样子。很显然，按今天的物价，一位速度不快的译者，比如每天只译2000字，能够获得的收入可谓寒酸。

其实，数年之前，就有不少人提出文学翻译以及文学创作稿酬低的问题。去年，翻译家高兴就提出，中国各期刊给予翻译者的稿酬太低，而物质层面的认可是对于翻译者最起码的尊重。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究竟合不合理呢？

国家《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明确规定，翻译作品基本稿酬标准每千字20元~80元。笔者以为这是很不合理的，但其不合理之处，并不在于具体的稿酬标准偏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稿酬标准应当由市场来决定，且应根据社会物价水平变动。要知道，现在无论是给期刊投稿还是为出版单位译书，都是市场行为，翻译稿酬不能简单地按规定行事。

文学翻译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整个出版链中的一环。如果出版商没有利润，译者不可能有高稿酬。而反过来，即便是看似孤冷的文学翻译，如果作品能畅销，译者也是能获得较高收入的。比如着名翻译家傅雷当年以稿费为唯一收入来源，日译千字就能过上优裕生活。译过《追风筝的人》的80后译者李继宏也曾透露，他的稿酬并不低。

翻译畅销书或者从事商业翻译才能挣钱，这样的情况肯定会让很多译者心有不爽，尤其是在他们的翻译质量不低的情况下。但这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现实。毕竟，追求文化和追求财富是两件事情，需要通过不同路径进行。要求文化含量高的事必须金钱回报也高，既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商业世界的法则。这就像学校对学生多以成绩为评价标准，却不能要求考试考第一者毕业后，必须也是挣钱最多的人。世界原本就应当有多元化的成功和快乐。

文学翻译的尊严不能仅靠金钱来支撑。就拿孙仲旭来说，他通过文学翻译获得的收入虽然不高，可是，谁能说他在自己的文学翻译中，没有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呢？我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冷血，毕竟，选择重译已有名家译本的作品，原本就是他的自愿选择，没有人有义务为别人的兴趣选择埋单。孙仲旭长期在航运公司工作，有本职工作，文学翻译只是他的业余事业，相信他会理解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把文学翻译当作副业来做。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他的译作能够取代名家译本，他在翻译界获得较高地位，稿酬也是会变得高起来的。

当然，我们的社会不能唯经济马首是瞻，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不能全交给市场去解决。比如，基础性的文史哲经典翻译，很难有较高市场收益，可考虑由政府给予一定扶持。不过，不必用金钱去诱惑更多人从事文学翻译，对文化的追求和造诣是用钱买不来的，缪斯自有魅力吸引到朝圣者。而只要社会对文化有尊重，文化人就会拥有尊严。本文发表于工人日报，详见：http://media.workercn.cn/grrb/2014_09/08/GR07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