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30多岁的王女士和丈夫到长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被工作人员告知，办离婚需排号，今天号已排完，明天再来。长安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蔺文辉表示，民政部门不会干涉或阻止夫妻双方办理离婚，采取“限号”措施，是希望挽救一些气头上冲动离婚的家庭。因为有的夫妻虽然排了号，最终有时间冷静思考，没来办理离婚。据了解，长安区办离婚“限号”是2012年3月实行的，每天办理10到15个号。王女士的遭遇被报道后，引起各方热议。(8月17日《贵州都市报》)

“限号离婚”并不是懒政的问题，其实折射了有关部门缺失现代法治观念，仍在用老眼光看待今天的离婚当事人，以为离婚当事人离婚都是轻率之举。即使是轻率离婚者又不是没有复婚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当事人双方觉得有复婚的必要，还可以破镜重圆。

“限号离婚”折射缺少权力边界意识。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是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这就要求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权力边界意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注意上下左右不越界。

前些年曾有个别地方党委和政府超越职权出台包含“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内容的红头文件，一些地方政府首长责令当地人民法院采取不予立案、强迫原告撤诉等措施来配合政府搞土地开发、强制拆迁，许多地方出现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压价征收征用、变相剥夺农民土地以及由行政首长个人直接批出土地，赤裸裸地与民争利的做法。无一例外地扭曲了行政首长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在法律之上。”“他若强制他人遵守法律，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地遵守法律”，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任何具体的人、具体的集团均是受法统治的主体，都没有僭越法律的权力。

离婚是当事人的自由权利，受法律保护，应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事实上，离婚率高与低都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有的现象，也是每个公民不受限制的法定权利。不难理解，“限号离婚”有“越位”干涉当事人婚姻自由之嫌，用行政手段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涉嫌违法，严重侵害了公民权益，损害了政府形象。(文/陈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