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安徽省涡阳县大周庄发生一起命案，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其女当场死亡。村民周继坤等五人作为嫌疑人被抓，因为证人当庭翻证，法院本已决定宣告五人无罪。但周继鼎服毒自杀，阜阳市中院重新复议该案后判处两人死刑、一人无期、两人15年有期徒刑。（7月22日东方早报澎湃新闻网）

只因被害人父亲法院自尽，原本已认定的无罪判决顿时被“逆转”，如此场景不能不令人想起唐慧案。所不同的是，后案两被告的死刑最终未被最高院核准，而前案五人却在“矛盾点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坐了十几年的冤牢，而且至今未得昭雪。

不可否认，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某些当事人的干扰司法有很大关系。囿于学识、素养，或是出于自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往往偏执地要求法院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判案，甚至不判对方死刑决不罢休，同时，由于其“弱者”、“被害人”的身份，很容易获得舆论的同情，从而给法院的审判产生不小的压力。但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坚持公正审判的标准，否则，难免会给一些人留下“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印象，进而鼓励更多“唐慧式受害者家属”的出现。

更何况，就此案来看，相关证据、说辞简直是漏洞百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方面所做出的有罪判决，与其说是为了照顾被害人及家属的感情，倒不如说是在以一个悲剧掩盖另一个悲剧，不仅冤枉周继坤等五人，而且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以及民众对于法治的信仰，其所造成的影响甚至比没有破案来得更为恶劣。

有必要指出的是，类似此案这样的司法恶例之所以会一再出现，除了当事人的胡搅蛮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力的不当干预。像在本案中，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当地政法委甚至公诉人干预司法的印迹。而他们这样做，一来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二来也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一点，在“有人故意将审委会的讨论内容泄露给了周继鼎”上面体现的再明显不过。可以说，要不是有人将“周继坤等人可能被判无罪”的内部消息透露给周继鼎，他也不会去法院闹，也就不会发生自杀那一幕，五名被告也不用坐那么多年冤枉牢。尽管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泄密者就是公诉人于月刚，但此举背后的利益因素却不能不查。

在这个意义上，重审此案，不仅要还受害者以公道，反思在面对民间干预时，司法机关如何确保公正审判，同时也有必要追究那些干扰侦查、审判的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事实上，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民间舆论的影响力固然不小，但最大的干扰恐怕还是来自于权力。即便是那些所谓的舆论干预，也大多是先影响权力，再通过权力影响司法。换言之，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即便“唐慧们”心有不甘，也很难实质性地干扰审判。

由此而言，相比声讨“唐慧们”的愚昧、蛮缠，如何解决权力干扰司法的问题，仍然是今后司法改革的重点。新闻来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6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