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北京市委巡视组启动今年首轮巡视，分别进驻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南水北调办、市民防局、市国土资源局和市政府研究室开展巡视工作。市纪委昨日发布，6个巡视组近日分别向被巡视单位反馈巡视情况，其中，多个单位被反馈存在公车私用等违规问题。（7月22日新华网）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两个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标志着徘徊了20年的公车改革大幕终于全面开启。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３０％。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１４００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还有广州的科技车改，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广州市民也反映，过去的公车号牌老百姓能认出来，但近两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群众监督也难以下手了。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广州的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德国和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制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公车改革方案应该“阳光化”。叶青说：“世界各国公车都是屈指可数，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用。必须严格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破车改‘越改越多’怪圈。”　  （张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