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开启破冰之旅后，今年至少有28个省份实施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到5.6万人，较去年激增12倍。

从数据来看，异地高考政策正在稳步推进。仔细分析的话，相关政策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如报名人数看似增长不少，但和全国报考人数以及具有异地高考诉求的考生人数对比，仍然不相匹配。

去年全国异地高考人数约4500人，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12万人，异地高考人数占比约0.05%。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39万人，异地高考人数占比约0.6%。可见，异地高考人数在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少。另据统计，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60.97万人。虽然不能直接从中推算出每年具有异地高考需求的考生人数，但这足以表明，具有异地高考诉求的考生应远远超出当前的“入围”人数。

除了有幸获得异地高考“入门券”的少数人，那些本该留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人都哪儿去了？可想而知，其中部分人因相关政策限制，不得不回原籍参加高考，还有些人则只能放弃考大学的梦想。这些随迁子女，许多人是在流入地出生，在流入地上学，所谓原籍其实反倒是她们的“异地”。她们因为难以获得就学所在地的户籍身份，或者不符合异地高考相关政策，就被挡在异地高考的大门外，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当然，如果在教育资源紧张、高考录取指标有限的情形下，全面放开异地高考，这不仅将使流入地教育资源配置不堪重负，也可能对当地考生构成另外一种不公平。更有甚者，这还可能在个别大城市形成教育上的“洼地效应”，引发一连串负面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北上广等地异地高考准入门槛非常苛刻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北京只放开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且需要满足在京缴纳社保满6年、子女在京连续就读高中三年等五项条件。

既要考虑教育资源配置、高考录取比例等现实问题，又要着眼于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怎么办？这意味着，若要进一步提高异地高考人数的比例，让更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还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加以整体推进。换句话说，异地高考的问题，更多在异地高考政策之外。

怎样才能鼓励各地进一步降低异地高考的门槛？高考录取指标，直接影响着各地推行异地高考的积极性，因此，打破现行的分省按计划录取格局，应成为一个重要改革方向。

教育研究专家熊丙奇认为，大学如果能面向全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基础的自主招生，考生完全自由报考，大学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评价录取，那么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这样做，一是降低高考在高校招生中的权重，为高考制度“减压”；一是将大学招生与高考录取指标脱钩，为地方政府“解套”。如果异地高考不再“挤占”当地高考录取指标，各地当更有积极性落实相关政策。

话虽如此，这么做可能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基于整体考虑，眼下更具有操作性的一个变革措施，是对异地高考学生进行“导流”。也就是，采取降低异地高考生准入门槛的方式，以鼓励他们报考高等职业院校。

这样做具有充分的现实支撑。今后，我国将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把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与此相关，就有必要在高考招生录取上进行相应制度安排。但是，目前有的地方哪怕只开放了高等职业学校的异地高考，也设置了非常苛刻的门槛。据报道，有深圳考生因父亲社保差3个月，无缘参加异地高考，而实际上，该考生参加的是高职类高考。这样做既不利于异地高考的推进，也不利于高考新模式的落地。

由此可见，异地高考虽然在艰难中落地了，但仍需从顶层设计上进行布局和调整，为相关制度“减负”，这样才能让更多随迁子女参加异地高考，享有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