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有人把拥有财富的成功者群体作为中国的主流阶层，我们还会经常听到他们向媒体和社会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或在各个不同场合见到他们的“高贵”形象。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钱，因此就会有“势”，更会造“势”。“势”造多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他们在影响着社会的进步，是他们促进着社会文明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经济机遇愈来愈多，这个群体的人也会愈来愈多。我们不得不疑惑：有钱，有财富就是主流吗？拥有财富就一定能够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吗？

笔者不是在妒忌他们。他们的价值趋向，不是以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核心，而是为他们少数财富的拥有者们的利益为中心。他们渴望和需要的政府政策都是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主流是什么？应该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价值趋向是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以大众利益为核心的文明力量，是文明的潮流，它也是民族和国家精神实力的代表者。

财富人群绝大多数的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却不关注；国家不论和日本或美国发生任何经济或政治冲突，社会民怨四起，而这些人却依然会用他们丰富的物质财富照样使用着日本产品，拥抱着美国文化。因此，日本、美国才会敢和我们的政府叫板，他们才敢嚣张地对我们国家的这样那样的贸易进行制裁和处罚。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当前的新富阶层是不会站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一边的。显然，中国新一代的富人阶层表现出了鲜明的“热经冷政”倾向：热衷于经济，热衷于生活安逸，却冷漠于国家的政治和民族的利益，西方经济强国在政治上敢和中国叫劲，我想，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新富们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发展的“资本积累”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中国贫富差别拉开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非公经济的经营者，赚了都是自己的，因此，收入迅速膨胀起来。举几个例子，联想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经营者，去年年初在香港市场的一次股票抛售，8 位公司董事人员便净收入1.4 亿港元，每个人平均一两千万元。这让那些工薪阶层干上八辈子也挣不出这么多钱。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目前也在改制，一旦大规模的进行，也会迅速崛起一批成千上万的大富翁。据报道，江苏春兰集团已经开始动作了，此集团拿出15亿元的股本（折合总资产的25％）向员工出售，按等级、资格划分股份，最高者可拿到5000万股。如果转制成功，集团老总陶建幸便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财富的标兵。干国企为什么不能致富？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等等都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中国经济20年来以平均9.8％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人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于世界前八名，再有20年将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但接下来要问个问题：这些财富是否能比较均衡地分配到了每个国民头上？改革2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不同的人中间，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某些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有些地区，许多农民仍然住在几十年了的老旧房子里，生活条件和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城市也是如此，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已住进了花园洋房，坐上高级豪华进口轿车，但很多人仍然拥挤在空间狭小的街道平房里，过着与6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这已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关心的话题。据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 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所以成为“新富”。但他们安逸于经济的满足，却不管他们的经济和生活爱逸背后的国家政治的付出。

新一代的富人阶层只能是中国崛起力量的一个补充。代表中国主流力量的应该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才是中坚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中国发展命运、经济政策就不会受一部分人去左右，就可以避免财富专制的危险政治。

当今的中国，谁又是中产阶级呢？“中产阶级”应该是指人口数量最多的中间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年龄主要在30至45岁之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中产阶层能继承祖传财产的几乎为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基本上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国中产者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出生的人群，其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0-45岁之间，文化程度以大学为主。中产者的职业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类：国家公务人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知识型中小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律师、IT业工程师、中高级教师等职称为师级标准人士、中高级演艺人员……等。按中国平均收入水平，拥有100万至300万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并且每月还有不低于5000元的持续性收入的人就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了。

虽然中产者远远没有成为一个阶级，但是他们却被各种目光热切地关注着。目前，“中产阶级”被赋予极高的消费能力想像，豪宅、私家车、时装，当然，还有情调。标准的中产阶层还要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有一定的生活品位，有稳定的个人财产保值升值能力。截至2002年底，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90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则北京有中产阶层超过90万人。假若中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将近3000万人的中产阶层。可以相信，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层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中国中产阶层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部分城市。据美国研究顾问公司Runzheimer International进行的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调查显示，要过上中产阶级质量的生活，中国北京排全球第8位，需要年收入约78万港元。在西方，“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阶层。一个社会之中健康的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西方社会中主观价值观念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在进入中产阶级的过程之中多数是以合法为手段的，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确确实实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中产阶级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较强，因此西方社会的公众对于这个阶层的道德价值上的评判较为满意，作为中坚的中产阶级自身的价值观念是健康的，从而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价值观念方面的坚实基础。

而在中国，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高收入的阶层，但这些阶层在取得较高收入的过程之中，有多少人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并且，这些高收入的阶层有多少人愿意承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中国的社会公众对这些高收入阶层的人的道德评价又如何？让这个阶层代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能够健康地发展、稳定吗？因此，笔者认为，抛开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以收入作为衡量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从政治意义上谈“中产阶级”，能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中产阶级恐怕还不是很多。

正是因为享受着这些“政治安逸”，新富们的利益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什么损害，关心政治也就没有了直接的利益驱动。你无法想象伊拉克的富人会不关心政治，他们的国家处在战争的风雨飘摇中；你也无法想象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富人会不关心政治，他们的财产在政治变动前显得无比脆弱。没有强大邻邦的威胁；远离战争和恐怖主义，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非洲；没有动荡的国内政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没有巨额的税收，也就没有社会稳定一夜间坍塌的危险。

显然，中国新富当下的“政治后卫”的姿态并非来自“对政策决定表示基本满意和放心、无须过多关注和投入”，而是因为“政治的安逸至少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中国当下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后卫”，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假如政治让新富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大的损害了，你看他们会不会跳起来做“前卫”！

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饥渴症”。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了，但社会真正进入理性化的创富时代，还是近十年，甚至近几年的事情。改革前人们的创富欲望是受到压抑的——做买卖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改革后一段时间内也出现了混乱现象，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登陆后，国人的创富欲望才完全被释放开来，创富得到张扬，赚钱成为最激动人心的选择。再加上欧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国内丰裕市场的挑逗，社会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经济发展饥渴症”。在这种“饥渴症”中，创富和赚钱的冲动压过人的所有欲望，新富们更是这种潮流的引领者和受惠者。如此，“经热政冷”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造就了新富们的“冷政热经”，无疑，这种选择对于新富个人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对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作为中产阶层的新富群体往往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器”（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是“稳定器”），他们以政治上的活跃对变革提供动力，以政治的前卫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而“冷政热经”的自私选择只能让公民社会成为一盘无力的散沙。

期待中国的新富阶层在品尝着“经济”这丰富的晚餐时，“政治”这根神经也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