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5月13日中国广播网）

四个孩子父亲的不幸离世，再次让“超生费” 回到公众的视野。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生活最底层的邓元娇，还是“高大上”的张艺谋，我们都能以“超生费” 为切入点引出不少故事。而这次在贵州，故事的主题是孩子上学。

按理说，“超生费”应由专门的计生部门来负责，即使没有完成任务，也只能说明计生部门的工作不到位。而负责学生上学的应是教育部门，与计生部门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然而在有关人员的“运作”下，通过让教育部门来关上孩子上学的大门，来逼迫家长完成计生部门的任务，这不是强拉教育部门“趟浑水”吗？这样 “捆绑”教育资源，又视义务教育基本国策为何物？

《义务教育法》第五条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被拒上学的四个小朋友可能还不懂这句话有何含义，但本身有执法权的有关部门难道也不懂吗？上学的权力被超生费任务“捆绑”，“义务”二字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当然也不难理解，计划生育同样属于基本国策，基层人民政府当执行贯彻好，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户中，要让群众主动缴纳不菲的超生费绝非易事。但任务不完成也不行，因为这很可能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年终考核或领导的“帽子”，于是个别人便利用现成的权力，将手从计生部门伸到了教育部门，强拉教育部门“入伙”，然后一纸令下，孩子上学报名时，就多了一项“计生证明”。

像这样与超生费“捆绑”的名目还不在少数，除了上学报名，还有上户口等等。在这一个个超生费“捆绑”的背后，实则都是权力的“脱缰”。 而这“缰绳”，则是对法治的敬畏。没有了“缰绳”，权力就像脱缰野马“自由驰骋”，践踏了孩子上学的权力，践踏了一个37岁的生命，更践踏了人民政府的形象。

如今，以一个生命的代价，4个孩子已经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出入校园，但权力的“缰绳”，是否也系到了它该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