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5月13日 东方早报）

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一般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然而，我国一些家庭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让这一国策的实施受到了阻碍，一些家庭为了生一个儿子，不得不承受巨额的超生罚款，即现在的社会抚养费。

由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差，征收这部分人的社会抚养费就成了计生执法人员心中的痛，为了完成征收任务，一些地方政府想出了一些新招，将计生政策与其他一些政策捆绑起来，逼迫超生家庭尽快缴清社会抚养费。被捆绑的有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甚至义务教育也没幸免于难。

同为国策的义务教育政策，明确规定每个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与义务，而这样的权力却被一纸“计生证明”活生生剥夺了。就在下坝小学开学的前一周，学校的大门贴着一张入学通知，鲜艳的红纸上写明了开学的时间及报名索要携带的材料，同时，缴清罚款的“计生证明”字样，让一些家庭变得忙碌，四处筹钱，为的只是得到那一张证明，好让孩子按时入学。

虽然红纸已被撕下，相关人员也否认了此事，然而，计生执法捆绑教育国策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如此不合法、不文明的执法方式，为何能长久的存在，甚至有越演愈烈之势？相关的监管去哪儿了，上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为何能眼看着这一现象的出现而没有进行制止？

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固然是很重要，这不仅能让一些官员的荷包变得鼓鼓，也能完成计生任务，避免因社会抚养费未征收齐而被“一票否决”。然而，孩子们接收教育的权力可能更重要，良好的教育可能是偏远地区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唯一机会，怎能被轻易剥夺？

如今，王光荣用自杀的方式换来了黔西南州“双诚信双承诺”文件的作废，但是在贵州其他一些地方，这样的执法方式仍然存在。教育既是孩子们的权力，也是希望，不能被不文明的计生执法所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