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网络大国，制定出台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加强互联网治理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已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网络安全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互联网变成“自由市场”。世界主要国家对网络空间战略的价值认识不断深化，把网络空间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注重加强战略筹划与指导，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澳、加、荷、捷等国家相继跟进，旨在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发布网络安全战略，40多个国家组建了网战部队。

虽然美国对于互联网一贯倡导‘少干预，重自律’的最低干预原则，但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加强了相关法律的制定，另一方面，还加大了公权直接干预的力度，特别是近年出台的很多法律也赋予政府部门更多的监管互联网的权力。

全球范围内，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据悉，每年有3000多个政府网站受到来自海外的黑客攻击。仅今年2月份一个月，中国境内就有70万台电脑受到电脑病毒侵害。网民对信息安全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我国对信息安全方面的重视程度远没有美国高。

网络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并成为各方角力的主战场。“斯诺登事件”再次证明，没有关键技术和自主产权的网络，没有对于网络安全的保护与防护，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将无秘密可言，都将无安全可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证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再强大的硬件设施都可能成为“聋子瞎子”。

正如习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所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自有技术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习近平强调，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

目前，我国的网络发展高度依赖国际互联网络和网络节点，而美国则对全球互联网络拥有绝对的掌控权。我们若不加快相关技术研发，就无法在信息化竞争中占据主动，无法摆脱在核心技术和服务器等硬件设施方面受制于人的危险状况，进而无法实质性保障我国的网络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全球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比如根服务器、域名服务器等，都放在美国，处于美国政府实际控制之下。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商，无论是骨干网的路由器，还是服务器和终端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以及应用商店等，基本由思科、英特尔、高通、微软、苹果、Google等美国公司绝对主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敢于与美国进行进攻性举措，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美国是最早完成顶层设计，并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和部署信息战。国家的网络安全战略由总统直接领导，每年推出相关战略研究报告，都是总统直接撰写导语。美国从最高层出发，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在网络时代的霸主地位。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有实力的国家，都还没有真正完成战略上的顶层设计。网络空间安全仅仅局限在不同部门层面。

“棱镜门”事件反映了我国网络安全受制于人的严重困局。有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的基础网络、重要信息系统的软硬件设备产品大部分是舶来品，可能会被预置“机关”，存在巨大信息安全隐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只有建立起完全自主、安全可控的IT系统，把信息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IT产业国产化是保障我国信息安全的根本途径。

中国要在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激烈的网络空间安全博弈中迫切需要明晰处境，完成在国家战略上完成符合中国实力和发展趋势的顶层设计，并在产业竞争力和舆论战的应对方面，表现更加积极主动和更多的应对策略和智慧。

习近平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

积极推进互联网协同治理

当今社会，互联网是信息传播、舆论生成、经济运作和社会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中央决定组建更高层级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就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加大顶层设计力度，理顺和整合网络治理体制，切实提升新媒体的应用水平和治理能力，推动形成客观理性的网络生态。

互联网的隐蔽性、开放性、快捷性等，使其越来越成为民众表达诉求或发泄不满的平台。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社会问题比较集中而公民用于表达诉求的渠道还存在不足或不畅的情况下，广大民众更是热衷于借助互联网表达民意、影响政府决策和行为，从而在人大、政协选举，工青妇等各类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渠道——“网络问政”，即一种包括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在内的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

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治理网络传播秩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监管仍显力不从心。及时、准确、充分地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工作信息和工作流程并主动接受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互联网也为党联系民众、优化宣传和政务公开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增强政府公信力，加强信息公开，与不同群体积极互动，提升自身的文化舆论主导权，这将是一个重塑共和国舆论生态系统的复杂过程。

除了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从而兼容多方的利益需求。正因如此，以“多中心协同治理”的逻辑考量网络公共事件，能在根本上弥补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当前看来，要有效规制和引导网络公共事件，需要全新考量政府、网络运营商、公民间的关系，积极构建多元化主体联动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这也成为当前强化网络治理、确保网络媒介生态秩序的必由路径。

网络发展越快，其规范的任务也就越紧迫；网络的影响越深远，其规范的程度和要求就越高。当前，规范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既要靠网民的自觉，也要靠业界的自律。网络公共事件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缩影，在穿越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形塑和利益诉求的彰显，本身凸显的是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多元利益诉求机制的短板、草根阶层力量的崛起和精英主流文化的式微，以及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官民隔阂互信的缺失。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只是一味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网络舆论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生成和放大，并产生联动效应，一个原本个别性、地区性、行业性的问题，有可能瞬时放大为全国性、全局性甚至全球性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舆论压力。尽管有些网络公共事件有益于加速推进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解决，可以通过网络公共事件强化舆论监督和网络反腐力度，以激发出较强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大量网络公共事件带来的网络体验表明，网络公共事件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网络事件呈现的波云诡谲正使得网络负能量不断凸显。

因此，要辩证看待网络公共事件背后的舆情逻辑，既要清晰洞察转型时期的民情民意，完善制度化网络表达和多元利益诉求机制，也亟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和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并不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调和社会利益矛盾，这才是“标本兼治”的最佳路径。有理由相信，只要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做到善学、善用、善管、善待网络媒体，理性对待网络热点事件和网络民意，把网络新兴媒体作为治国理政、凝聚民心、推动工作的重要资源和工具手段，我们就能创造一个规范有序、和谐健康的公共舆论新空间，并以此引导社会舆论，重建社会信任，再造政府公信力。

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安全阀。草根网民的呼声，哪怕是偏激的诉求，释放出来，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发现基层问题，及时解决，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借自下而上的民意压力，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增加体制的弹性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