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成都商报》报道，一个叫阳阳(化名)的14岁小男孩，8小时被父亲殴打17次。父亲和后妈住室内，阳阳则住在不能遮风挡雨的阳台，只有一张草席。他每天只能吃两顿两个大人剩下的饭菜，如果惹两个大人生气，他也许连这两顿饭也吃不到。

这些年，儿童被虐事件层出不穷。广东番禺的9岁女童小容，被父母长期殴打致死；南京幼童被母亲饿死在家等等。事件每次经由新闻媒体报道，除了引发媒体的关注和网络的愤怒之外，有关部门从来没有拿出实质性的办法来解救被虐儿童。儿童被虐，媒体愤怒，网友骂娘，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次一次悲剧的重现，这样的反复与重复，已经导致一部分人麻木，一部分人无条件地将责任迁怒于政府相关部门，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很大损害。

阳阳被打17次，记者报警，孩子的后妈和爸爸也先后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但是，遇上这样的问题，警察除了对父母进行批评教育，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假如抛开法律程序，警察把孩子留下，如果没有当地民政部门的介入，未来孩子在哪里生活？孩子的抚养费用哪个部门来出？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配套解决方案，最后还是只有把孩子送回虐待他的监护人身边。

在现代国家，一次儿童恶性受害事件，会推动社会对儿童权益保护机制的反思，并进行立法和行政的改革。譬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就是因为1994年美国女孩梅根遭受性侵致死而直接促成。法案规定：性侵案犯的个人资料将向社会公布，包括他们的姓名、照片、住址等资料。1972年，因为父亲不断“上访”被平反的英国肯费特冤案，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确立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询问，需要监护人陪伴。1997年日本神户市“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儿童连续杀人案)，促成了《少年法》的修改。

据《成都商报》的跟踪报道，阳阳被父母从派出所带回家后，依然住在没有任何遮挡的阳台，唯一改变的是他的爸爸和后妈，暂时没有对孩子施加暴力。没有身体上的打击，孩子却开始面对心理上的折磨。阳阳的父亲要孩子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记录下来，并要深刻反省检讨。让人痛心的是，这件事情虽然经由媒体曝光，儿童在家庭中依然受到心理上的虐待，难道儿童遭受家庭虐待的事情真的没人管么？《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父母虐待儿童，侵犯儿童基本权利，可以被剥夺监护权，现实中却因缺少相应的实施机制而成为一句空文。

从儿童遭受家庭虐待，有法律却难执行的层面来说：以政府今天的财力和民间的善意，只要政府愿意牵头，很容易整合出一套解救像阳阳这样遭受父母虐待的儿童。《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开始实施到现在，在儿童遭遇家庭虐待获得社会解救的问题上已经空转了十二个年头，儿童在持续不断地遭受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要持续地空转多少年？每天，有很多孩子像阳阳一样，因为父母的虐待，不能吃饱，不能穿暖，不能上学，基本的生存权和教育权都得不到保障。为什么政府不能依法剥夺虐待儿童的父母的监护权？

在讨论和处理儿童问题是，儿童权益最大是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如何通过法院剥夺虐待孩子的父母的监护权，法律上都有非常明确、详细的规定，以避免儿童在扭曲的环境中间长大成人，对未来社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与危害。

面对层出不穷的家庭虐童案件，如果成都市政府、成都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民政儿童福利部门以及司法机关能本着对儿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共同体努力通过“阳台男孩”的个案，把《未成年人保护法》赋予儿童的权益真正落实下来，为中国的虐童事件开创一个很好的社会救助范例。

透过法院判决，剥夺阳阳父亲的抚养权，交由民政部门安排孩子生活并接受教育或是进入家庭寄养体系。如果民政觉得自己做不到，还可以让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介入，与民政部门联手共同解决，为“阳台男孩”提供一个正常成长的环境。让“阳台男孩”的救助个案，成为像“孙志刚事件”一样，彻底从法律执行层面来中止和改善儿童遭受家庭虐待“解而不救”的局面。

作为《联合国儿童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在1991年就庄严地对全世界承诺，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一个国家如果不把孩子当成国家的孩子，不仅其文明程度会遭到质疑，更可能预示着这个国家没有未来。(作者系北京公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