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当浏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原指导员李绍川向组织提出辞职的时候，时任大队长周成果还在极力挽留李绍川。几个月后，周成果却成了组织挽留的对象——他一次性递交了申请休假、申请辞去大队长职务、申请退休三份报告。（3月20日 人民网）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到今年，浏阳市至少有7名公务员已经“辞职”，其中，3人辞去了公务员公职，已完全不具有公务员身份；3人依然保持公务员身份，只是辞去了领导职务；另有一人出国经商，情况不明。这一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以至于有的公务员在提交辞职报告时，被告知“不要给组织压力”，在社会上下引起了广泛热议，其实，公务员也无非是”360行”之一，辞职有值得大惊小怪呢？

长期以来，我国官员主动辞去公职的并不多见，现行体制“只进不出”和“主动辞职”的强烈比照，自然会让同僚愕然，社会关注。然而，“主动辞职”是一个人价值实现路径的别样选择，甚至是一种“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自我精神救赎。官员主动回到“民间”，因为相对稀缺少见，就有可能引起过度解读，对此抱以“英雄义举”的拔高，甚至作为袭击体制的弹头，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个别官员主动“离席”，不外乎跟官场生态复杂化有关：一是仕途有成长空间，但主动辞职展示自己的人；二是期望仕途有更大空间，但愿望落空的人；三是仕途没有成长空间，期望辞职一展宏图的人。就我国目前状况看，一个追求进步和优秀的干部，如果不是本单位领导“小圈子”中人，在“官选官” 的现状里，即使工作绩效突出，也很难得到提拔重用。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硝烟四起”，使一些人仕途升迁无望，失去信心，只有痛下决心，另谋它途。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人们的心态、追求、选择、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在公众的社会心理倾向于“当官好”的社会氛围下，有人辞官不做，公众除表示敬意外，还要肯定其辞官行为的积极意义，这对中国社会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意识是一次强有力的应战。仅从这点看，大众应用宽容的眼光，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看待诸如此类的多元化选择。

当然，一个人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经商，这都很正常。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种职业，就必须依从这一职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一旦选择了“当官”，就必须建立起基本的道德底线，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把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应该说，官员主动辞职这样的事情很平常，官与民之间本就应有一种常态化的转换机制。实现这种转换机制，不仅需要全社会不断消解“官本位”意识，还要靠制度有效遏制“官本位”的产生。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发展，体现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互相流动、相互交融和相互平衡。（文/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