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博客上发了一篇博文，题目是《美国版“李天一”》，有些读者感到不爽。有的说，李天一案，是个冤案；也有的说，中国留学生强奸中国留学生的案子，跟李天一案，没有可比性；还有的说，不应该在分析留学生强奸案中用“李天一”这三个字。

李天一案，已经超出了“个案”的层面，在中国社会的大众语境中，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李天一”作为一个符号，其象征意义，大大超出了“李天一”这个名字本身所包容的信息。这个名字，原来有天下第一，天下唯一的意思；因为跟一桩特别的强奸案连在一起，被赋予了任何名字所没有的内涵，成为一个可以在特定场合表达特定意思的特定的符号。就像“高衙内”这个符号一样，必然被人们不断使用。

使用这个现成的“社会符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写的是博文，不是论文；我希望用类比的方法，拉近跟读者的距离。也许我的比喻不准确。李天一案，跟这件留学生强奸留学生案，当然不同。世界上那里会有两个相同的案子？我只是就两个强奸案的事主表现出的极度幼稚的行为，评论他们心理成熟程度。

在心理成熟度上，他们非常幼稚，没有达到同龄人的平均水平，确实有的一比。当然，再比也没有达到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低能”的程度，更没有达到有精神障碍的标准。随便提一下，低能（mentalretardation或mentaldeficient）这个心理学术语，在美国已经改为智能障碍（IntellectualDisability）。他们有没有智能障碍？如果有，多严重？如果没有，就要依法承担普通人必须承担的刑事责任。

之前，我对李天一案未曾发表任何评论，我觉得这个案子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这个案子判得那么重，有社会群体对权贵阶层不满的原因，也有家庭介入帮倒忙的原因，还有刑事判决屈从舆论压力的原因。因为被强奸的女孩和强奸者的特殊身份，而引起网路的一面倒的舆论，一个简单的刑事案，变成了社会公正与否的晴雨表。社会不满的情绪强烈地影响法官的裁决；造成法官判决时拿捏分寸非常困难。法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宁重毋轻。

可以说苦主成功地利用了法律，成功地利用社会心理，打赢了这场官司。李天一案让我想起美国的辛普森案；这也是通过打社会心理牌取胜的案子。任何社会，案子打到这个份上，就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了。这很符合人性和心理。在美国这个种族问题敏感的社会，涉及种族矛盾的情绪很容易被利用；同样，在中国这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涉及贫富对立的情绪，也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加上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强烈不满的社会情绪，被李天一案这个火星点燃，烈火燎原。俗话说，水火无情。这把火，烧到那里是那里，烧到谁谁倒霉。社会情绪干预司法的公正公平，在这一点上，李天一案和辛普森案，非常相似。不同的是，李天一案，是原告利用了这个群体心理；辛普森案，被告人成功地利用了社会群体心理。

李天一案，跟台湾最近的一桩强奸案也有某些类似。有一位王姓男子，因为婚变，心情不好。于是，呼朋唤友，到卡拉ok喝酒解闷，其中有一位女性朋友。他自己没有喝醉，倒把女性朋友灌醉了。女性朋友酒醉后，意识不清，王姓男子将她带到旅馆，霸王硬上弓得逞。结果，被害人告王姓男子性侵。检方起诉后，王姓男子和被害人和解。法院依“乘机性交罪”判刑2年、缓刑5年。王男不必有牢狱之灾。

这个案子，跟李天一案有些类似。两个案子的最大差异，是台湾的案子没有经过社会舆论的发酵，是一个纯粹的刑事个案。这种案子，法官判起来，驾轻就熟，没有心理压力。当然，两个案子的社会背景也完全不一样。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虽然两岸都是华人，却依据两种根本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案子没有可比性。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打住。但无意中看到另外一则跟这篇文章有关的新闻：2月22日晚，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一名19岁女大学生遭到一群亚裔男性殴打并轮暴5小时。因为没有逮到涉案者，这群犯案的亚裔，是什么背景，还不清楚。如果警方办案有方，把这个案子破了，检方将如何起诉他们，将很有对比意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术语和程序，毫无疑问，这个案子不会以“轮流发生性行为”或者“乘机性交罪”起诉。逮到这群禽兽后，检方会如何起诉他们，希望读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