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网消息，在一个专题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北京拟对房屋违法出租“出狠招”。即日起北京市开始排查出租房安全隐患，今年12月起进行治理违法租房试点；明年春节前开展全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调查。2014年北京将杜绝群租房现象。

　　在一项关于北京租房新规禁止群租和租床位规定的网友调查中，62%的网友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这项规定将会让很多低收入人群会租不起房；32%的人认为很好，支持，有助于增强小区安全，提高个人居住质量；77%的人认为这项政策将会使北京未来房租价格上涨。

　　这则消息令人想起了广州那些著名的城中村，石牌村、康乐村、棠下……见过石牌村阴暗潮湿的握手楼，我曾经很感慨，白领愿意住那里么？但事实告诉我，广州无数白领乃至今天的中产阶层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在90年代乃至今天的广州，月入数千甚至万把块、西装革履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们，在他们初入广州或刚参加工作时，为了把钱存起来买房，很多就选择把租房成本降到最低。因此，选择城中村居住对很多白领来说，并不委屈，他们的理由很充分：租房房租有去无回，不如吃点苦把钱攒起来存够首付再去买房。

　　而广州这些村中村的位置都很好，地处闹市和交通便捷的地方，租金却只有同地段商品房一个零头。曾经，几百块钱就能租个一居室使得不少白领渡过了在城市打拼的起步阶段，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逐渐扎根下来。这些城中村与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谐相处，展示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平民性格，也为广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分阶梯分层次的空间。

　　作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本省人，当我见识了广州土著对城中村的态度，也入乡随俗地不敢嫌恶城中村的脏乱差，甚至觉得这草根的一面恰是广州可爱的地方，它使得我们得以从外来的底层青年身上学习到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从而不敢夜郎自大，从而习得什么叫做“机会均等”以及它彰显的社会正义。

　　相对于广州，北京更是一座汇聚了全国各个阶层精英以及渴望成为精英的奋斗者的城市，北京没有理由表现得比广州还更不开放，更加不欢迎渴望成功而又愿意吃苦的人们。然而，这个关于禁绝群租的“狠招”却只看出了对城市底层的“狠心”，看不到北京的首都胸怀、首都之善。

　　有些人的理由是----禁绝群租恰恰就是“杜绝非理性进京人员扎堆北京”，就是“遵循市场规律”，果真如此吗？难道会有人认为一座城市只能允许有且只有一个阶层？只有一个阶层的城市能正常运行吗？垃圾有人倒吗？餐馆还有服务员吗？一座城市，如果只有任志强潘石屹，他们上哪儿找工人来干活呢？这个道理恐怕就是前现代社会的官老爷们也不会不懂，在农业社会，虽然不像工业社会这样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但大街上卖烧饼的和开餐馆的大老板以及官府里的阔少，大家在一个空间里相安无事并不是什么难事，就是最初级最原始的市场经济，也能调剂出各阶层的各得其所，所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可以说，如果北京真的以为短短一年时间就能以行政手段杜绝群租，那么，北京的社会治理观念恐怕值得拷问：难道除了堵这一条路，就没有更高明的治理手段了吗？

　　即便是香港、东京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白领阶层的居住条件也不见得好，年轻人蜗居现象很是普遍，据香港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委托的调查机构推算，香港有6.7万个房中房单位，住户人数逾17万，而在日本的东京，胶囊公寓更是底层白领不得不的“首选”。如果基于消防和安全的理由，已有这些人口密集型城市的现代管理经验可供借鉴，北京没有必要另行发明一套，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既不创新，也不聪明，属于典型的“懒政”。

　　对中国的一线城市而言，未来正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速，一线城市成为人口密集型都市的潮流难以阻止，因此，城市治理的方略，应当充分考虑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因势利导，制定更为合理的策略来应对。

　　虽然全球化的潮流使得世界在信息流动上可能是平的，但城市却不是平的，也不是扁的，城市恰恰应当是立体的、多维的：阶层差异不可能消灭，但正义的政治伦理则懂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促进阶层流动，进而推动社会公平。《南方日报》2013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