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偏好计，中国只能走大城市之路，走小城镇化之路费时费钱不讨好，得不偿失。

　　小城镇生活基础设施成本之高，远非书斋中人所能想像。笔者到安徽、云南等地，县城有高速公路通过，每个乡有省市级公路，从乡到村还要修公路，而一些三家村路远迢迢靠玉米、土豆养活村民，修路之日就是亏本之时。有高速公路公司的老总大倒苦水，干线公路修完，所有的支线都是赔本线，不修又不行，有当地民众生活要改善，有政治任务压顶。

　　在云南曲靖的某些乡村，高原上有人力车载着土豆缓缓而行，头顶有白云飘过——住在这样的牧歌乡村，绝对不是田园幸福生活。高寒地带人们靠土豆、苦荞等为生，每家的几亩地只能让他们活着，而不能让他们过得有尊严的富裕生活。加之当地缺水，平时需要水窖驻雨水，旱季稍长孩子们就得背着背篓来回三四个小时到山上背水，他们成长的经历就是种土豆、背水的空隙中读书的经历。修到每个村的路全是亏本之路，多则数千万，少则上百万，都藏在上市公路公司的另类帐本里。

　　当地的县城倒是灯火通明高楼林立，走出县城就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县城房子没人买，周边乡村修亏本路，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在让周边农民进城的城镇化过程中？

　　穷乡僻壤往往是环境涵养地，是黄河、长江的上游，如大城市的水库所在地，当地的经济开发使得这些地方成为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偏僻的三不管地带掘地三尺挖矿、吸引大型冶炼企业，在高原上有色金属企业肆无忌惮地向空中排放，如果哪个公务员及家属、事业单位员工敢向外透露，立马敲掉饭碗。在某个发达省的水库，里面的水直供省城，水库周边居然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围了一圈别墅、度假宾馆等，对于笔者的环境疑问，当地官员的回答非常直白，我们保护水源下游不给我们补贴，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回想千岛湖水质一度下降，长江源头出现沙漠植被，为环境涵养地的小城镇之路敲响警钟。

　　再回到高原上的土豆乡村，政府曾经进行过退耕还林、涵养水源行动，当地村支书表示当时人人高兴愿意退耕，谁愿意种土豆啊？可三年之后因为经费不济，退耕还林偃旗息鼓，村民们背起锄头推起小车，继续过土豆种植生涯，有把子力气的外出打工。

　　无论日本、中国还是法国、韩国，经济较为集聚、体制较为相近、文化较为统一之国，大城市圈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模式。

　　目前我国有几大都市圈，从人口的流向就可以看得出经济集约度，如西南地区的成都常住人口每年增长10万以上：2012年年末，常住人口达到1417.8万人，同比增加10.7万人；西北地区的西安俨然成为重镇，人口与房价一起窜升。2012年年底常住人口855.29万，常住人口净增3.95万人；长江中游湖北一定围绕武汉这一九省通衢之处做文章——中国以北京作为轴心向外延伸，而各个省又以省会城市为核心打造城市圈，成为全国模式的省内翻版。以武汉城市圈，所谓1+8城市圈，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面积不到全省三分之一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半的人口，六成以上的GDP总量。武汉2012年末常住人口1012万，同比增加10万以上。

　　大城市圈的好处是土地集约利用度可以提升，交通、排水、治污、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设备可以大大下降，而人烟稀少的乡村可以维持中国的环境，可以建立中国的工业式农场经济。

　　按照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要求，到2015年，36个重点城市城区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3万公里，污水越集中，处理效率越高。

　　理想主义者也许会说，中国可以建立生态型乡村，以沼气、废水回收等技术解决乡村污染，但中国乡村垃圾遍地，秸杆燃烧解决了十几年还没有解决的残酷现实，给了理想主义者沉重一击。韩国通过新农村主义建立漂亮乡村，别忘记，韩国建立新农村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城镇化，人口向城市大迁徙。

　　中国人口以打工的方式进行自主选择，大小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是最敏感的城镇化指标，很可惜，城市化受到户籍等制度的严厉制约，甚至连小城市都敝帚自珍不放开户口，在大城市之间户口壁垒森严。工作在城市生活在乡村，形成了最浪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逼迫劳工回到原籍，并不能实现城镇化，反而造就了天然的贫困阶层。

　　中国需要降低发展成本，大城市圈是民众用脚投票选出的、最两万的发展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将问题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