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看了情景喜剧《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算是一个儿童喜剧吧。我感觉电视剧主创的意思是尝试的是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去完成传统文化精髓薪火传承，但这不仅仅是对孩子而言。对于成年人来讲，故事涵盖的文化范畴完全可以算是“温故而知新”.编剧希望以这样的“生动活泼”教育形式来深刻区别于“填鸭式”的被动教育，.自然在观赏有趣轻松剧目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收了那些“死记硬背”也未必记牢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并“功德无量”.

　　尽管这部喜剧表现的时代背景是中华民国，但每一个国人都知道，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动荡社会”,以致“民不聊生”.或许就在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更反托出《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之意味深长吧。这种“寓教于乐”是尴尬的借古讽今吧，毕竟新中国建国以来尽管一片新迹象，但是这些学堂出来的有关教育的故事似乎有些“倒退”,尽管如今的大学生一批批如流水线下线一样“气壮山河”,从早期的几万大学生到如今的千万级别“亟待就业的大学生”无不暗示着现代教育的某种缺失，为什么新中国就培养不出来大师级的人才呢？为什么“多元化”的教育在中国就难以盛行，难道一味的“填鸭式”批量化教育才是未来教育的新版本吗？肯定不是！

　　看看这部《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电视剧，尽管你也许会笑得很开心，为其幽默埋单，但也会笑得很无奈，因为现实很残酷，过去也并非很悲催，也有不少“积极向上”，值得“古为今用”的经验而非教训。

　　教育是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最后的心结。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言之谆谆，意之殷殷，可见拳拳报国、忧国之心。钱老平和安详地离去了，看似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他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当然与《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里面展现的看似简单、单纯的教育方式或许有很大的不同。如今的社会背景太复杂了，“钱老之问”更多还是需要想想根源何在！

　　如今的教育浮躁之风蔓延，这是倒退，绝非进步。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现在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太浮躁，重钱不重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更出不了实绩和政绩。现在许多大学都把做课题和发表论文放到第一位，规定评定职称必须有主持和参与各级课题并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核心期刊不少于多少篇，评定时主要看科研课题和论文发表方面是否符合要求。于是乎纷纷开始做“短、平、快”的科研，总是浮在表面，追求论文、课题的数量，真正静下心来搞研究的很少。

　　如今的教育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渐浓厚，这是倒退，绝非进步。这几年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之分，有校长说没有行政级别就没办法开展工作。民国时期的张伯苓终身无大志，满足于当南开的校长。但他能把南开大学办成了有特色的名牌大学，永远为世人称道，他在做大学校长时无行政级别。原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周诒春在从清华学堂辞职后欣然接受清华同学宋士英的倡议，到贵阳市郊去筹建清华中学，从曾任大学校长到任中学校长，按现在的标准是从副部级降为了正处级，这在现在时很难想象的。

　　如今的教育创新力度乏陈。当我们的教育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能“天马行空”,更不敢“随心所欲”.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教育创新绝不是因循守旧，千篇一律，需要的是激情奔涌的血液。

　　如今的教育个性化太欠缺。孔子办学之所以能成就“七十二贤”,主要是“因材施教”,使不同禀赋的学生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展。但今天的中国教育主要依智商取材，甚至单凭知识权衡，以此为主要尺度，在培育一种类型的人才时，却封杀了其他各类人才。李白幼时读书时常逃学并顽皮无度，按照现在的评价方式没有人会相信他会成为中国诗坛的耀眼巨星；爱因斯坦上小学时常问些让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而经常被处罚，如果按照是否听话来衡量他则将与伟人无缘。好的教育就是因材施教，顺应其才性，既不能旱涝由之，也不能拔苗助长，要紧的是为其创造适合成长的条件与环境。

　　“钱学森之问”提示我们的诸多思考，或许在《中国孩子之学堂故事》能找到答案，那就是如何“无为而治”,让那些乐于自主创造的人在适当的环境中自由生长，自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