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其实这个题目有点赘肉，有个小疣体：“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这句话足以表达所有的意思，然后的“破折号”和“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就是“赘肉”和“小疣体”。这篇文章和所有的官样文章一样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或者是同样的幼稚可笑：它唯恐人们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表达什么，它为了自己的表达而竭尽全力甚至歇斯底里。而这，更让人们不禁要问：你究竟要表达什么？

　　这篇文章我只看几段，写的不错，比那些人模狗样的专家要好些，生动些，流畅些，同时，我对这篇文章也产生了某种强烈的熟悉感：莫非是宋鲁郑的手笔？

　　于是，我停了下来，在百度搜索一下，果然是！宋鲁郑是个异类，他像一个马克思学院的教授，又与时俱进兼容并蓄，足以糊弄芸芸众生，而他也确实糊弄了很多很多的人。

　　我曾经专门写下文章来说他，说他的强人情结，并判断他就是“五元”，比“五毛”高级的写手文棍。他是主体外围的理论专家，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和视角来大敲边鼓，旁敲侧击的来歌颂“伟光正”兄弟，从而达到里应外合影响和主导人们思维灵魂的结果。

　　宋鲁郑的文章写很多，题材广泛，林林总总，可是仔细看来就会发现：他要表达的意思就一个——中国目前的政治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最好的，他除了不能像金正恩一样说是“宇宙最好”的之外，所有能说的溢美之词都让他说尽了。

　　他的文章可以这样概括：要么振臂高呼“中国政治万岁”，要么从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来证明“中国政治万岁”。其实他的文章很单调，很苍白，就像一只猴子，不停的变换着自己的帽子来博取眼球，而实质，他就是一只猴子而已，而已。

　　宋鲁郑的这篇文章更证明了我对他“五元”的判断。他彻底的结束了自己“地下党”的身份，他厌倦了自己“线人”“警察”和“无间道”的游戏：他的文章正式登陆了官方媒体，他无言的承认了自己“五元”的身份，他漂红了自己。

　　有人会用“偶然”来解释宋鲁郑和《求是》杂志的关系，从而说我是神经过敏：他的观点碰巧和官方的《求是》杂志一致，或者他只是说出了《求是》杂志想说的话，所以才发生了“刊登”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偶然”，我也相信“碰巧”，可是我不相信谁的观点能和官方的理念如此“偶然”和“碰巧”，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都是表演，都是睁眼说瞎话，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理念，你怎么会和他们“偶然”“碰巧”？你和他们“偶然”“碰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刻意为之曲意逢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宋鲁郑的文章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核，一个出卖灵魂的人文章写再好也能让人看出他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他的煌煌大论如此干瘪，以至于除了“伟光正”其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花样来。

　　还有，他的文章好像雄辩滔滔，其实都不值一驳，让我试着分析一下这篇：

　　宋鲁郑说中国最高权力有禅让的色彩，唉，禅让，宋鲁郑你是在歌颂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还是在讽刺？禅让是什么？圣人政治，道德君子。它是靠着个人的修养和品格来维系政权的传承，那么我们还要法治干什么？还要制度干什么？什么是依法治国？什么是党内民主？宋鲁郑首先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不该把这些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和禅让挂起钩来，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平稳有序按部就班的最高权力更替，那是因为我们民主、法制、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而不是什么禅让！不是什么道德！我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高风亮节是不和谐音符》，就是专门批判像宋鲁郑这样的论调的，这样的论调不改，这样的论调占据逐流，则依法治国无出头露面之日，民主法制就是一句废话屁话，中国也没有什么希望和未来！

　　宋鲁郑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论证“中国有最好的制度”“中国是最好的国家”，从而间接论证“伟光正”，看起来很有道理，言之凿凿，一言以蔽之：欧美诸国民不聊生水生火热，印度日本动荡不安朝不保夕，回头看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不由让人想起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赵本山的台词来，呵呵，原来一个人幼稚病犯的时候，说起话来就像戏词的。

　　其实宋鲁郑这样的文章放在朝鲜就不会有在中国这么大的生命力，朝鲜人文章写的更加铿锵有力，如长江大河排山倒海，朝鲜人如几十年前的我们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夕阳西下，人民生活水深火热，而我们如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我们才是世界的希望和方向！那些被“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看着面黄肌瘦的朝鲜一脸茫然的说：我们都在为减肥发愁呢。

　　宋鲁郑说的也都是事实，列举的数字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只是对于大而长历史时空来说，他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当我们的股市从九百多点一路高歌猛进到六千多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股市是世界上最好的呢？不是的！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的股市是世界上最差的最烂的。如果我们只截取了牛市的片段来证明整个股市，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那么宋鲁郑仅仅截取中国上升的片段来证明“伟光正”，和这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几十年来是改革开放的能量释放期，政策红利期，是中国的牛市时期，可是世间事都有起有落，连马克思都说“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进三退二的探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律，我们不能用上升时期的抢眼表现来论证“伟光正”，正如我们不能用牛市的片段来论证整个股市一样，最终，归根到底，我们只有用下降时候的抗压性来论证“伟光正”，就好像只有熊市才能真正考验一个股市的健康与否。

　　中国建国以后还没有出现大“熊市”，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历史的规律，终有一天会出现的，到那个时候，再让我们拭目以待，是骡子是马，再拉出来溜溜！过往能说明很多问题，但是远远不能证明更不能盖棺定论什么，只有未来的考验才可以让人信服。和风细雨能看出什么？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宋鲁郑的观点我也不是都反对，为反对而反对，我曾经写过《中国能从威权和平过渡到民主吗？》（我怀疑宋鲁郑剽窃移植我的观点，参见我对最高权力更替的概括，时间整整比宋鲁郑早一年！），我也赞同我们民主法制的进步，我对未来也很乐观，我只是不能赞同宋鲁郑“最好”的论调。最好是个什么概念？是个不需要改革、不需要进步、按既定方针办就行了的状态，最好上面还有什么？再改岂不是要画蛇添足？西施还需要美容吗？姚明还需要增高吗？

　　我承认我们的进步，只是初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才只迈出第一步，让我再一次用“爱因斯坦的小板凳”来比方我们的政改：很丑陋，歪扭斜把的不成个样子，被全体同学和老师耻笑，可是它比以前做的小板凳好看多了，有了很大的进步！丑陋不可耻不可怕，只要我们自强不息一日三省吾身，何愁不能达到彼岸修成正果？为什么要讳疾忌医？为什么要文过饰非？为什么要“伟光正”？太好了就太假了，太假了就会让人恶心不信任，这么浅显的道理不懂吗？

　　有时想来，何必介意宋鲁郑是什么？花里胡哨的外表和云天雾地的迷踪拳不看也罢，我只是有一声叹息：我们常常说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要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而事实上我们只是换汤不换药，而事实上我们只是衣服更换的勤快些，服饰比以前花哨些，更敢穿能穿一些，其实我们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我们的思维和灵魂还是如此的僵化、古板、刻板、亘古不变。二十一世纪的华美服饰穿在木乃伊身上，这就是我们理论的现状，让人窒息和失望。

　　压制，刻板，泥古不化，文过饰非，表扬与自我表扬，自高自大，虚荣浮夸，想到这些正是我担忧的理由，但愿这些东西能逐渐褪去，但愿我们真的能经受住未来电闪雷鸣的考验。其实我比那些高喊“伟光正”的人更盼望“伟光正”，我深深的爱着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