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都该学一学范仲淹

　　范仲淹在两岁时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到朱姓人家，他也被迫改姓朱。长大后他知道了自己的酸楚身世，便毅然离家到应天府求学。求学期间，“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淹不苦也。”后来范仲淹考中进士，好歹有了一官半职，便将母亲接到身边，以敬孝道。
　　
　　由于晏殊的推荐，他在京城担任了秘阁校理。《宋史》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无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致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也。”范仲淹精通《易》经，每逢有学子来向他请教，他总是诲人不倦。他的薪俸不高，却还热心为那些四方游学之士安排生活，以致自己的几个子女没有衣服穿，不得不轮流换衣服出门。他对家庭生活的贫困处之泰然，对国家的内忧外患却十分关心。常常慷慨陈辞，将个人进退置之度外。他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高风亮节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见一任廉官志士的表率作用）。
　　
　　当时宋仁宗已经成年，但仍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范仲淹认为这样很不合适，便上表请太后还政。没有得到答复。他又上表说：“恩幸多由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而由宫内直接授予官位，这不是和平时期的为政之道，）他的这些意见虽然并没有被太后采纳，但在宋仁宗心目中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
　　
　　章献太后去世之后，一些朝臣纷纷揭她生前隐秘（无非说仁宗非太后亲生云云），一时引起朝野不安。范仲淹及时给宋仁宗上表说：“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皇帝为此诏告中外，不许评说太后时的事情。
　　
　　宋仁宗亲政后，升迁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并代理开封府知府。当时丞相吕夷简与范仲淹政见不合。在人事任免上，吕夷简一贯任人唯亲，范仲淹极为不满，在一篇表文中攻击说：“汉成帝信张禹，不任发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吕夷简也愤怒反击说：“范仲淹离间陛下群臣，所引用，皆朋党也。”在与丞相的矛盾已经激化的情况下，范仲淹终于被逐出京城，到饶州去当知府。与范仲淹同时遭贬的还有三人：秘书丞余靖上书为范仲淹辩护而被贬；太子中允尹洙自称与范仲淹是师友，请求与范仲淹同贬；馆阁校勘欧阳修因写信责备谏官高若讷缄口不言而遭贬。
　　
　　此后数年，范仲淹长期在西北边陲担任守备。他广筑要塞，安抚汉、羌边民，狠狠打击入侵者的骚扰，在西北异域享有英名。《宋史》说：“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到，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由此可见宋仁宗在守边备患上对范仲淹的倚重程度。
　　
　　《宋史》说：“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等到吕夷简被罢相之后，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汴京，任为参知政事，以便让他参与政事的决策。范仲淹虽然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又有满腹经纶学问，但终因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受到无端攻击。在宏图难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再次远离京城，辗转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最后在赴颖州途中去世，终年64岁。朝廷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曰“文正”。
　　
　　范仲淹离开这个世界已一千多年，至今读其代表作《岳阳楼记》，仍使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夫’。”范仲淹义无反顾地践行了他的誓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把为官者个人的忧乐与天下百姓的忧乐连在一起，这种伟大的为官精神是人们永远记得他的唯一原因。任何财富都会枯朽，只有精神永垂不朽！这种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古人所倡行的为官精神，为什么在当代反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为官就千方百计先致富，致富之后便只顾着自家享乐腐化、放纵人欲。为官者大率如此，这就使官场的忧乐与老百姓的忧乐渐行渐远，以致天差地别！更谈何“先忧后乐”？
　　
　　为官的太应该更改一下理念了！权力本该授之于民、用之于民！天下为公，天下的权力本不应被少数人踞为私有。伟大的政治改革先必须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在一场摒弃官本位主义的思想革命中，希望那些既得利益者不要成为时代前进的绊脚石，不要抱财入殓，成为一堆被永远埋葬朽木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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