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自古至今留存于中国社会民间和官方的一种常见现象。这种现象既存在于每个历史时代的当世，又存在于每个当世对前代历史事件的争论中。这几乎是历史对现世社会的一种显性折射。就是说，当现世是各为理由的时候，它对历史的解读也必然是各为理由的；而由于中国主流“唯一正确”的传统观念局限，这种“各为理由”，非以横向形式存在于历史社会，而以纵向形式存在于历史社会的轮回中。
　　
　　对历史社会“英雄”和“败类”的盖棺定论和平反昭雪，便体现了这种“唯一正确”的纵向轮回。清代康熙朝大将年羹尧战功显赫，在对付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准噶尔和西南土司部落）起到了皇朝栋梁的作用，官阶一路攀升，是康熙皇帝的宠臣。至雍正初年，刚即位的雍正皇帝视年羹尧为股肱大臣，但至雍正四年，就被雍正皇帝赐予玉帛自尽。“年大将军”的光辉称号一下子成为了当时社会谈虎色变的代号，一个正面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面角色（至今还有人在讨论年羹尧的“罪有应得”）。直至乾隆朝中晚期，“盛世”中的乾隆皇帝才为前朝的“年大将军”平反（网上查找，竟然看到有人呼吁为和珅平反。这是历史“轮回”逻辑）。由此，历史中的后人似乎可以看出，前后代的皇帝，在不同的时期担当着各自“红脸”和“白脸”的角色。
　　
　　年羹尧成为了远去的历史人物，有言道：是非皆成了空，但完全可以相信，这个角色，曾左右了清朝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是非观”；而对中国近代史之初、清朝林则徐的评价，则在现代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林则徐以清朝反侵略的“民族英雄”而广为人知，这应该是客观存在于史实中的人物形象。他的禁烟，他的巩固海防和积极备战，他的民心可用和“恃民”观，即积极发动沿海民众力量“抗夷”的行为，都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但是，进入本世纪前后，很多近代史学者开始反思林则徐的行为。仔细探究一下当时的社会，不得不说，他的这种行为与观念，几乎是基于整个社会土壤之上的。禁烟是经过朝议以后得到皇帝批准的主流共识；发动民众力量“抗夷”正是贯穿于鸦片战争前后清廷数十年（直至1900年义和团时期）利用民心“排外”的一贯行为，尤其表现在不久后几次“反入城”的对外羁縻策略中；“恃民”观更是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守旧派“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另类表达。同一个皇朝官僚体系，观念是互为联系而绝非对立的。很难说当时的林则徐能真正做到超凡脱群、鹤立鸡群，他唯一与当时众多官宦不同的，是他的“天朝”责任感（这种人其实也不少）。孤立地看待林则徐的个体行为，是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帝”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一种“借古喻今”，即把林则徐行为搬离当时有局限性的社会条件而移至后代呢？
　　
　　或可以说，两种观点正是现代纵向社会前后阶段各有立场和视角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笔者有一种坚定的观点：在封建社会，运道是每一个人的“华盖”。命运之手把林则徐推上了当时社会的“英雄”位置，——当时沿海很多官绅民相信林则徐（领导）能打败“英夷”。道光皇帝彻底否定了林则徐即革职充军以后，当时官绅在质问“英夷”的檄文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不能完全否定这种气概）以当时清政府“与民为敌”的社会条件和落后武器水平，假如林则徐真的“领导”而亲自参与了抗外战斗，他会否成为清末数十年第一个败军之将而被时人咒骂？也很难说。这也是现代很多近代史学者质疑的要点之一。命运之手使得他避开了直接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他要求提高军事技术以抵抗“西夷”侵略、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史实，是不能否定的。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称号，林则徐值得拥有。
　　
　　对历史人物在纵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肯定与质疑（否定）、盖棺定论与平反昭雪，困惑和苦恼着每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曾经的“英雄”被人质疑；曾经的“败类”被人赞美。它正和传统中国“大国小民”的现象匹配着；与之相对应的，权力中心曾经被竭力歌颂的“明君”，在死后也倍受争议，有不少人几乎对其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传统中国民与君的镜子现象。一个曾经拥有“万岁”称呼的传统中华帝国，连名誉都发生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跌宕变化，更何况“万岁”？这是否是旧中国历史社会在发展中无意间作出的一种悖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