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都会吸引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关心政治的人的目光。处于底层社会的中国人民都希望“人大”代表能够向政府反映自己的痛苦，敦促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来根本性地解决人民的贫穷，而不是在逢年过节作秀性地给人民一点小恩小惠。然而善良的人民发现，所谓“代表”他们的“人大”代表非但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反而以提出一些荒诞雷人的提案来应付自己的差事，或供酒足饭饱的富人做饭后的谈资。比如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建议将二胎指标转赠给富人，有钱的富人可以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代表提案，将法定结婚年龄降到18岁，这样人们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享受性的欢愉；来自黑龙江的人大代表迟凤生建议，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化解官员外出巡视的的风险……。类似的雷人提案还有很多。

　　为什么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拿着人民的纳税钱，吃着一桌可以相当于1000个穷人一年生活费用的山珍海味，却没有提出一件代表人民意愿、解决人民疾苦的提案呢？这就要从我们的人大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来说了。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指出，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蜕变为“官商代表大会”。这些官员和企业老板有多少财富呢？：《2011年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我国70名最富的全国人大代表，“当年财富净值为5658亿人民币(898亿美元)，超过美国全部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等660人财富的总和。这些人大代表，其人均财富超过14.4亿美元，而美国最富有的国会议员加州共和党议员DarrellIssa，其个人净资产也才为7亿美元，若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仅能排到第40位。榜上有名的人大代表包括中国财富排行第二、拥有人民币680亿元资产的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身价42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女首富、北京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以及其他房地产商，还有在中国居于垄断地位的国企老总们。他们的天文数字的财产大多建立在与民争利之上，比如广东省乌坎事件的起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对当地老百姓土地的不合理抢夺，这个原因间接导致了12月发生在当地的人民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另外，70%的人大代表全部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官员，他们的财产究竟是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迷。虽然人民一再疾呼要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作为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措施，但这一正义的呼声至今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正面回应，倒是得到了官员对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的人员进行的以打压。一个雷人的例子是，两会期间，某官员针对记者“官员何时公开财产”的提问，雷人地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

　　援引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的话说，中国人大代表的巨大财富反映了在中国“财富与政治联姻”的程度。官员有了权势成为富豪，富豪有了财富进入官场，于是形成了官场和商场的相互勾结，鱼肉的是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资源的普通民众。也正是在当今的权商构建并通过“人大”合法化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种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占中国人口不到10%的各级官员和富豪占有了中国财富的90%，而占居中国人口90%的贫民却占有中国财富的10%。

　　可以想见，占有中国财富90%的官员和富豪不会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转而为占人口90%的贫民说话。他们在“人大”会议上所能做的，要么是提一些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提案，比如富豪可以多生子、关闭互联网杜绝人民的呼声，要么就是提一些将扫黄改为扫淫之类的游戏雷人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