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多家媒体报道了“合肥少女遭官二代毁容案”：2011年9月，合肥市17岁少女周岩因拒绝同学陶汝坤求爱，被男生尾随至家用打火机点油烧伤毁容。周岩的脸、颈、胸、腿严重烧伤，一只耳朵被烧掉。据悉，陶汝坤父母分别为合肥市审计局和规划局官员，因此本案很快被贴上了“官二代”行凶肇事的标签，陶汝坤本人也因手段残忍而被网友称为“最狠官二代”。
　　
　　安徽卫视在报道此案时，主持人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把这个案件贴上一个‘官二代’的标签有些牵强，不利于通过司法途径客观、公正地解决问题；此案如果需要探讨的话，就是一起青少年教育失败的典型反面教材。”从网上的评论看，赞成这种观点的网友不少，这说明在药家鑫案之后，舆论对于类似事件的评判渐趋理性，逐渐认识到一味发泄愤怒情绪有可能对寻求事件真相产生负面影响。
　　
　　我也不赞成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特殊身份而给一起刑事案件贴标签的做法，这样做或许有助于达成个案的公平审判，但无助于司法的制度性改良。但要说“合肥少女毁容案”与案件被告人的“官二代”身份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一起青少年教育失败的典型反面教材”，也不是客观的态度。我的看法是，即便从“青少年教育失败”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教育失败”也与陶汝坤出身于官员家庭有很大干系。
　　
　　此案的案发过程有两个细节令我很震惊。其一是，陶汝坤向周岩求爱遭拒，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毁掉周岩娇好的面容，并立即付诸行动。现实中因爱不成而生恨的事例有很多，但表现得如此极端的却很少见，这里的潜台词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猜想，陶汝坤平时在家里，所有的要求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他几乎没有提出要求而被拒绝的经历，因此“被拒绝”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也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我们经常说溺爱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但这样的溺爱也是要有资本的，非官非富的家庭想溺爱也无从做到。
　　
　　其二是，陶汝坤行凶后，阻拦周家人报警，还威胁周岩说，如果报警了，他父母是当官的，会很快把他搞出来，“我进去最多一个礼拜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你和你的家人就等死吧！”这些话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嘴里说出来，不能理解为信口胡吹，这同样与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网传陶汝坤其实是有“案底”的，每次犯了事，他的父母都会通过关系把他“搞出来”。此传言虽未经证实，但从毁容事件发生后陶汝坤的父母以停付医药费来要挟周家同意陶汝坤取保候审等做法上看，他们的确在动用各种手段想把儿子“搞出来”。因此在陶汝坤的经验中，犯错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当官的父母出面，一切都可以摆平。只是这一回错误犯大了，父母纵然有心摆平，也是力不从心。
　　
　　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公众对于“官二代”的愤怒再一次被点燃，网民一如既往发起了人肉搜索，陶汝坤父母的官职、个人及单位电话一一被曝光。这些年每有“官二代”做出“坑爹”的事，“官一代”们轻则名声受损、麻烦缠身，重则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官二代”惹的祸，都是“官一代”种下的因，是父债子还。陶汝坤有如此严重的人格缺陷，对法律如此无知无畏，他的父母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孩子迟早要出大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