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骑车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丢失的自行车，被一位武汉市民从黑市上买到，并于20日晚完璧归赵。据说，河源启一郎丢车一时轰动武汉全城，警方除立案侦查外，承诺将为其提供一辆自行车，“方便其继续武汉之旅”。现在失窃自行车物归原主，有社会学家赞曰，此事折射出武汉人的家园意识。
　　
　　全城官民帮着日本旅行者找车，证明人们非常看重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印象，称之为一种“家园意识”，未为不可。现在已经有人委婉地批评说，“在武汉丢车的不仅仅是日本人”，千百万普通居民也在丢车，但有关部门却没有予以回应。这样说来，武汉官民帮日本旅行者找车，就只是一段对外交往中善待外国人的佳话，非常态而是一种特别之举，而且优待的是外国人。可以津津乐道，却终归不是日常生活常态。
　　
　　问题是，帮外国人找回失窃自行车有什么错？河源启一郎本来准备环球旅行，前路尚漫漫，在中国、在武汉就把自行车给丢了，我们作为“地主”，的确脸上无光。从道义上说，我们应当帮河源启一郎把车找回来，成全他的环球之旅才成。
　　
　　但当我们把自己拿来与河源启一郎的遭遇进行比较的时候，在我们内心，就有一种不平等感油然而生。有一个调查说，在100名有自行车的人中，自行车被盗过的有85人，其中被盗过2辆的有29人，被盗过3辆的有6人，被盗4辆的有6人。又有报道说，自行车被盗报案率不足百分之一。报案率低，是因为破案率低，所以人们倾向于“认命”。河源启一郎的车被盗，按理就再“正常”不过。连日引来媒体关注、政府高度重视，就是一种公共资源的“过度倾斜”，河源启一郎享受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
　　
　　当然，很多民族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很好客，这大概算得一种比较普世的人性。而在中国历史上，普通民众好客不足为奇，朝廷优待外国人才算登峰造极。对于外国进贡，历朝历代都以“怀柔远人”、“薄来厚往”为原则，回馈数倍于原物价值的赏赐。数年前，大连客运段列车为帮助两名日本乘客赶飞机，临时在靠近机场的车站停车1分钟，受到日本乘客的“来信表扬”。可见优待来华外国人，实在是一个源远流长而长盛不衰的传统。
　　
　　好客自然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把这项传统加以发扬光大，也没什么错。但既然可以好客，则善待家庭成员，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把国外来客照顾得无微不至，对自家人的冷暖提不起兴趣，就不仅不正常，而且近乎病态。如果说普通人乐意“优待”外国人，可能体现了某种人性，那么公权力部门优待国外来客，就完全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政府是按理性设计出来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所谓公共产品，应当是无差别的。政府没有对某个群体更好客的权利，更不能优待外国人，从而构成对本国公民的歧视。
　　
　　在每一段优待外国人的佳话中，外国人的高兴与满意不仅折射了他们的超国民待遇，而且揭示了公共资源向他们的倾斜。公共资源的倾斜，必定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当火车为外国人特别停留的时候，一火车中国人的行程被耽误了。武汉警方原计划向河源启一郎提供一辆自行车，但那么多自行车失窃的市民，他们可能每人都得到一辆警方提供的自行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