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对于不同行业的人来说心情也各不相同。当政府部门为了达到本年度的预算突击花钱的时候，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兄弟们又要面临一年一度的漫漫讨薪之旅了。他们此时是最闹心的一类人，这个年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年关”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有关农民工欠薪与讨薪的话题往往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前些年农民工欠薪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诞生了一个名词：“跳楼秀”。刚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还不太理解，跳楼就跳楼吧，怎么还加上个“秀”呢？后来学了语法才明白，跳楼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而这个“秀”则是个名词，类似于表演的意思。于是便同“跳楼”组成了一个动宾短语，“秀”是中心词，“跳楼”则是修饰这个中心词的状语。这么说有些抽象，总而言之就是“跳楼秀”不是真想跳楼，就像那些庸俗的电视剧中女孩站在楼顶对要追过来的人说：“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其实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还是她不想跳，如果想跳的话不等人群追上来就跳下去了。而农民工的“跳楼秀”与此相仿，都只是把跳楼当作一种要挟的手段而已。
　　
　　这些年政府部门加大了力度，无论是各个职能部门还是各路媒体，都在关注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但时至今日问题依然存在，“跳楼秀”也依然在上演。12月5日，四川雅安的3名农民工爬上塔吊欲跳塔讨薪，最终被消防队员营救。不过最近这些年“跳楼秀”的确演的少了，但也并不是说农民工的欠薪问题解决了，而是农民工们的讨薪方式更加多元化了。继跳楼秀之后又上演了“裸体秀”。广东茂名一个农民工家庭因为付不起欠医院的1500元医药费一家四口裸体上街行走。不知是否受了这个事件的启发，同在广东的深圳市一个叫韩文德的农民工在闹市上又上演了一出“裸体讨薪秀”。
　　
　　这些为讨薪而秀的农民工兄弟可不想成为行为艺术家，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属于他们的应得的报酬。如果一切都在规则中进行，那么这些“秀”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了。而如今守规矩的人越来越少了，强资本弱劳工的背景下，处在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被欠薪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正因为农民工群体的弱势，他们不可能向NBA的那帮球星一样在谈判桌上和老板们叫板。农民工的权益一旦受到侵害，维权之路是非常艰难的。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展示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为了索要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要支付920元，历时11——20天。如此高昂的费用和时间成本使得农民工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工资。农民工们又没有社会背景，硬去讨要的后果便是发生了很多讨薪的民工遭到暴打甚至刀砍的事。所以遭遇欠薪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就用另类的方法讨薪。按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从古至今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用这样极端的，影响社会治安的方式来讨要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薪水，无疑是文明社会和法治国家的耻辱。
　　
　　前两年媒体报道过“信义兄弟”的事迹，哥哥为了赶在年三十之前给农民工结清工资在路途中遭遇车祸遇难。弟弟为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年三十之前给农民工结清了全部工资。信义兄弟的事迹自然很感人，但从道理上说农民工给他们干活，他们给农民工开支，也是天经地义之事，他们只不过是履行了最基本的做人方式而已。他们的事迹影响深远，只能说明现在的那些老板们心黑到何种地步。
　　
　　好在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重视了起来，今年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者将获罪。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最近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又召开会议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各地也纷纷展开专项行动，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这些有力的措施使广大农民工兄弟能够回家过上一个舒心年。
　　
　　但为什么每年都要用这样近于搞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呢？为什么没有一套解决此类问题的长效机制？为什么没有在源头上找到问题的所在？以后还会有多少“跳楼秀”或“裸体秀”轮番上演？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知道。也许农民工工资还会一年又一年地拖欠下去，而平时他们的权益又有谁来保障呢？今年甚至有法官和特警义务为农民工讨薪，而明年后年呢？说到底还是对那些恶意欠薪的企业和老板下手太轻，那些老板们并非手里没钱，而是有钱不愿给，对这样的人就得抓起来判刑或罚他个倾家荡产。而我们的工会部门，劳动检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不作为也导致了拖欠问题频发，所以一旦有企业挨罚，那些靠纳税人的银子供养的政府公务员们也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总之建立一套预防机制，比帮着追讨回来那一叠叠鲜红的钞票更有意义。如若不然，聪明的农民工兄弟们说不上还会想出什么点子来讨薪，到那时候丢人的是谁也就可想而知了。什么时候到年底看不到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了，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进步了。只是不知道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