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古往今来，这个词语出现在人们口中频率，不亚于“吃了吗”？然而，反腐败，却是越反越腐，越腐越反，以至于出现了官员的全员腐败，全国人们的腐败。

　　有一位资深媒体记者曾经这样说：目前在中国，村主任以上的实权官员，哪一个有胆量接受媒体和反腐机构的调查？按照法律法规对其所作的“事业”和账目接受监督？并公开接受群众的民主？很多的官员，你不“关注”，他就是孔繁森，只要一深入调查，就会成为王宝森。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现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民众对“钱”的渴望已经深入到骨髓。那种“现在穷的只剩下钱”的矫情，在劳苦的百姓口中，只是一片浮云，一个神话。越控越高的房价，越来越高的物价、油价、水价，越来越玄的医疗费用，越来越不着边际的入学费，补习费，补课费……林林总总，三座大山，逐渐演变成了十座，十几座，几十座的大山，就连墓地的价格，都涨的让人不敢死了。

　　有一个三口人的家庭，用于吃喝的费用仅仅只有400元/月，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在街头有一个卖炸串的摊主无奈的说：我这样的还是好一些的呢，每天虽然辛苦，但是有吃有喝，比那些打工上班的强多了。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值几个钱？不这样干，连家都养不了。

　　说到腐败，他这样说：如果我有了腐败的机会，我也会那样做，不腐败就是傻子，但是，只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把贪来的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各方面的关系要打点好了，就一定不会有问题。

　　关于腐败和收受贿赂的问题，笔者和一位处级官员聊天时，他这样说：做了官，你不腐败就做不下去了，一个书记，一个局长，若干副局长，就只有你一个清廉？用不了半年，你就会“被”：“没有开拓精神”，“不会团结群众”，“和班子成员不团结”而和谐掉。我也不想那样收好处，有时候，看着那些承建工程的民工，我真的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可是，那样不行，一个是权力不够大，再一个就是不能显摆自己高明。许多人这样说，如果你当了一会官，到后来连车和房都买不起？那你就是个白痴！就目前公务员以及许多官吏的收入来说，如果没有灰色收入，有几个能买得起汽车和几百平米的房子？

　　在影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句经典对白这样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一说，此话在网上引起热议。我们暂且不论老蒋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从这句话里面，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应该引起我们全党和国家机构的高度重视。不管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什么结构，当我们“与狼共舞”而就要被狼吃掉的时候，也就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了。

　　反腐败，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对腐败的惩处，一向是严厉打击的。我们且不说和珅那个妇孺皆知的大贪官，仅选取乾康盛世发生的一段公案，也就足矣说明问题：

　　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是清朝树立的清官模范，但再怎么清廉，家里银两还是有的。牵系到子女锦绣前程了，后门也是要走的。比如这个王亶望吧，数理化没学好，但有个好爸爸，给他捐了个官，连科举考试都不用，直接当县长了。

　　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王亶望后来有杀头的后果，委实有这个前因。乾隆把他从浙江调至甘肃任藩司，就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是清官，以血统推断，他也该是清官；二呢，王亶望捐资当了官，参加了革命，就是朝廷的精英。当了官都是得提拔的，乾隆把他从浙江调任甘肃，也是正常调动，正常给干部升级嘛。

　　王亶望是在甘肃藩司任上出的事。因考虑到干部队伍，以及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那里有个悖论：他们出身好，条件优，但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高考分数线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发个秀才文凭，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亶望不就是这样当的官么？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大赚钱。乾隆隐隐然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了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捐监问题，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政策口子，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王亶望来到了甘肃这个“政策特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怎么解放思想呢？就是大胆地闯禁区，大胆地搞特区。怎么大胆呢？就是不唯上，不唯规，只唯钱；上面规定不准将粮食折算成银两，我就将粮食折算成银两；上面只准将监粮入国库，我偏偏将银两入私囊。王亶望在甘肃搞了不少新政策、新措施，比如，按照上面的规定，捐监起步价是50石粮食，他把这折算成银两47两。给你捐监得填表啊，得盖章啊，得发个本本啊，服务费加工本费是8两，共55两；55两还不行啊，王亶望还“上有老”上有老领导嘛，“下有小”下有小的们嘛，他把这些成本都计入里面，其中，赡养上与抚育下都是2两；还有不可预计的事情要应付，打了预算1两，加起来是60两，整数，给百姓少了找零的麻烦了嘛。

　　这个特区的特别政策，各位仔细一看就知道有一妙处：王亶望把上面的领导与下面的干部全部纳进了他的笼子里，要腐败大家一起腐败，谁也不能站到岸上。大家都拿好处，你不拿吗？为了拿着方便，王亶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了个“驻省办”，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王省长家里准备建房了，老婆准备过生日了，小妾准备旅游了，孩子准备留学了，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当时甘肃有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给1000两银子，可以跟你见个面，给2000两，留你吃个便饭，给3000两，可以给你办事了。

　　王亶望这样干着，干得有声有色。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大笔的银子转移支付来了。王亶望既然政绩如此突出，那么不提拔就对不起干部了，就体现不出用人的政策导向了，所以，乾隆就把他调任浙江去当巡抚了。

　　这家伙调到浙江后，有桩案子牵系到他。他感到山雨欲来，有可能将被双规了，他急了，他这么盘算着：我给国家做点儿贡献吧，乾隆应该保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嘛。于是他向乾隆表态，我捐款给国家搞建设，不是要治理海河吗？我捐50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露富哪行？他被双规了。

　　甘肃的案子因此浮出水面。案子一查，叫乾隆吓了一大跳，朝廷的干部不是坏了一个啊，整个甘肃的干部无一人没卷入其中。

　　现在轮到乾隆伤脑筋了。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县处级干部都得掉脑壳，甘肃干部不全部空了吗？反腐败也得实事求是嘛，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5000两的，那算了吧，反腐也得与时俱进呀。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乾隆对腐败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还是吓了一跳，得判死刑的还是多啊。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出台了司法解释，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年终考核得了嘉奖、立了三等功什么的，可以免死。呵呵，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一个省，县处级干部可以数千计，乾隆时没那么多，千儿八百大概是有的，科局级更多。但这个案子按照乾隆的说法是全省都烂了，而被处理者却不上200，其他干部呢，得益于你腐败我腐败大家都腐败，得益于乾隆把腐败的纸面立案标准由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反腐败被抓大放小，他们没啥事了，该当干部的继续当干部。

　　腐败的人越多，腐败的面越广，腐败者就越“安全”。王亶望拉大家来共腐，也许并没有形成这种理论性的韬略，但从造成的客观事实看，许多贪腐者因此尝到了甜头，这让那个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也有了忌惮。乾隆一再提高杀头门槛，本意哪里是什么宽仁？如果把一省的官员都杀光了，形成权力真空，西北就会出乱子……

　　对于反腐败，温家宝总理就把这一现象提高到了国家前途和命运是否长久的高度，反腐败，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长久的斗争和艰巨的任务，反腐败不是扫黄打非，只是一阵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这项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业，需要有“革命”的精神。建立起长效的法律法规，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和处罚力度，只有下大决心，从体制和人民的内心深处实施变革，才能起到发展，强大，促进社会进步的效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简约杂谈之：反腐败一个烫手的山芋原创文章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