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专业成长，教育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目前中学教师的教学研究环境不太理想，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向。某市一位青年教师来信说起，因为发表了几篇教育教学体会的文章，学校领导就认为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那么，埋头教学不研究问题，是不是一定能“做好本职工作”？判断力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了，我认为不值得争论。教师的教学过程，也是自己继续学习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既有新的困惑，也会不断地会有发现；教师对自己的教学需要不断地总结、提高，教师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领域，接受新的知识，如此等等，怎么可能一味地“埋头教书”呢？那种固执地把教师当简单劳动力的观点是极其愚昧的。教师不具备研究问题的能力，他的教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已经被事实证明了。而在一些学校，有些管理干部既不能教学，同样不具备研究问题的能力，也从另一方面作出了证明。
　　
　　管理层面的认识有偏差，教师自身缺乏研究问题的自觉意识，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在近年的各种评比评选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如，一些教师提交的教研成果竟然都是围绕高考命题的！“考研”取代了“教研”，匪夷所思。而更多的教师没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很多学校，教师不到职评不动笔，不客气地说，相当多的语文教师写作能力已经不如自己的学生。
　　
　　对教学研究，我听到老师诉说不少苦恼。在一些学校，申报课题都是领导领衔，普通教师申报课题比较难；有些学校，则是“课题”成灾，滥到了说不出口的地步，往往只有开题和结题，没有过程，靠的是杜撰，或者是移花接木。业内的潜规则，也制造了一大批没有实际价值的“科研成果”。凡此种种，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我觉得，教师的课题研究要应当量力而行。中学教师的“科研”，更大程度上应当是“教学研究”，因而选题最好不要脱离学科教学。同时，教学研究不宜过于追求短期效应。选择研究方向要有些前瞻性，要能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预期，对自己的教学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意义。反思这一问题，可以发现，一些学校的课题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审视三五年前的课题，竟然已经毫无价值；有的课题研究尚未结束，已经过时了；有的不但过时，辛苦一场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语文教学重在实践，实践也需要理智地全力投入；我们的实践有没有价值，也需要作客观准确的判断。作为普通教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固然很好，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也是有意义的。我大学毕业时已32岁（比现在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整整迟了十年），一些本当具备的知识能力欠缺，外语不通，没有系统地学习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以这样的理论基础，我深知自己暂不具备“科研”能力。因此我把较多的精力用于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作为研究者，首先要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的判断，要量力而行，千万不可故作高深，贻笑大方事小，终将有害于教学。总之，选择的方向要基本准确，选题不宜过大，不要超出自身的能力，庶几能通过这样的过程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当然，目前语文界的少壮派成长迅速，他们的理论基础好，精力旺盛，信心足，日后有能力去思考一些大问题。
　　
　　教师的教学研究最好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我们常看到一些老师写出很精彩的片段。这些片段显示出作者不同一般的见解和智慧，写成一两千字的“教学短镜头”、“教学一得”或是“课堂智慧”，很出彩；但如果放大拉长为三五千字的“论文”或“教学实录”，那些精髓就被“稀释”了。为什么不写得精短一些？老舍说过“越短越难”，关键在于有没有价值，不在篇幅长短。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我也不主张功利地追求数量。千万不要想到一点什么就想到“我要写一篇论文”。物理学家王淦昌一生只写了14篇论文，陈寅恪先生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专著，但是没有人怀疑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与作用。
　　
　　青年教师，可以多写一些教学心得，勤于积累，等真正有所发现，再写论文也不迟。20多年前，我每天写一两则教育教学笔记，每则三五百字，记下了许多有意思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前后大约有三年。这些笔记是我个人对教育教学的思考，它记录了我当年的工作状态，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认识水平。现在翻看当年的笔记，有些很可笑，虽然当时已经三十多岁，面对教育教学中的复杂现象，我的思考仍然显得很稚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在教育教学中敢于质疑的态度和探幽发微式的思考，对后来的思想发展一直在起积极的作用。
　　
　　不久前，我和一位教育局长谈到这样一种假设：大家都比升学率，比到一定阶段，有可能发现根本没有可比性，或者比得“八败俱伤”；而且，课改在发展，高考改革也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凭现在这支队伍能不能完成任务？这支队伍能不能发展成一支富有创造力的队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能从现在起就得下功夫。青年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勤于积累，勤于思考，不追虚名，扎扎实实地读一些书，才有可能对今后的教育教学发展持久地发挥作用。
　　
　　有件旧闻颇耐品嚼。陶汉章将军回忆，长征前，他正在前线作仗，忽接命令速回二军团司令部报到。陶汉章急回，到了司令部却发现无事可做。他屡次问参谋长李达：“我一没有打过败仗，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调我回来？”李达不言。40年后，李达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陶汉章随行，旧事重提，李达道出缘由：当年他认为陶汉章年轻，有文化，可堪大任，为避免其过早战死，请示任弼时后将其调离前线。——我说这件旧闻有什么意思，读者心照不宣，我也不想画蛇添足。让教师的教育生命牺牲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中，无论对谁，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给中国基础教育留点读书的种子，为来的发展准备一批骨干，那是战略家的思考；教师本人要有长远的专业发展意识，因为这是你的职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