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月到六月，在外出差，消息全靠电视台，每天必看电视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最多时一天看了9个小时。看多了，有些关于自然灾害以外的感想。比如，原本很感人的事，被记者用程式化的冷漠僵死的语言糟蹋得索然无味，甚至造成受众的反感。更因这次灾害报道有一定的开放性，遂能看出新闻从业人员经历过多束缚，思维固定僵直，一旦给他点自由，他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为抢新闻，在救援最紧急的场合，记者紧跟着救援者，碍手碍脚。伤员被埋在废墟里，仍在死亡线上挣扎，电视摄像机就伸过去了，话筒也递上去了。很多观众为此而不高兴。有的摄像机灯光竟然直接刺射在被救伤员的脸上。——我宁可看不到这则新闻，也不愿记者在现场妨碍救援。人的生命比获取新闻更重要。

　　明知孩子的父母遇难了，摄像机还是紧对孩子悲伤的脸，记者非要再问一遍“爸爸妈妈呢？”要不就是问：“家里还好吗”——哪儿疼他的话便往哪儿扎，如同要满足《祝福》中鲁镇人那没完没了的好奇心。

　　所以，当看到一个孩子愤怒地对拍照的记者大喊“走开”，就想起凯文·卡特的故事。还记得那张照片吗？非洲，1993年，苏丹大饥荒，一个垂死的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去难民营的路上快要倒下了，兀鹰在一旁等待。摄影者是南非人凯文·卡特。照片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14个月后的1994 年5 月，他又走上领奖台，接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而几个月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自杀了。人们找到他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的是——“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据说他自杀的原因是无法面对同行的指责，他们问的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这让凯文·卡特陷入自责无法解脱，他为自己没能抱起那个女孩后悔莫及。

　　人道精神应当比新闻自由重要。

　　因为缺乏人道精神，也就有了一些愚蠢的问题。一名记者问伤员：“你从被埋的废墟救出来时，你高兴不高兴？”也有记者问捧着热饭热菜的灾区农民：“你吃上了饭菜，你高兴不高兴啊？”学校震倒了，孩子在救灾的帐篷里读书，记者问：“现在你有书读了，高兴不高兴？”……

　　这样的“语文”，是从哪儿学来的？

　　唯一吃了亏的是一名访问孩子的记者。她竟把话筒伸到正在吃饭的孩子嘴边，问：“这菜好吃么？”孩子直率地说“不——好——吃！”这是那些问答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问话时，毫无疑问，已料定会回答“好——吃”；她准备好的第二个问题极可能是“你知不知道，是谁为你们准备的饭菜呀？”那答案也是无须说的。她的第三个问题也许要问孩子们要不要感谢谁呀，然而，孩子的第一句真话把一切全毁了。

　　孩子就是孩子，无所顾忌，他的语言是最为真诚的。这未免使我难堪：我们成年后说了多少言不由衷的假话啊。

　　领导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大家齐答“有！”——这是鼓舞士气，因为即使是做不可能的事，大家也只能答“有”，而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疑心记者学错了对象，很不幸地把自己当成有资格给大家鼓劲的首长，学起话来了。

　　记者的学历都不低，语文学成了这样，我们是很痛心的。本来很沉痛的事，被他们弄得活像娱乐。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些不能全怪记者。记得有这样的镜头：央视记者李小萌在灾区路上采访一位孤独的农民，那位老汉执意要回山中的家去看看。李小萌翻看老汉筐中的物件（这些镜头使我略有不快），一边劝老汉不要独自回去，说太危险了。淳朴的老汉在离去时，不忘回头说了声“谢谢你的操心”。目送老汉远去，李小萌忽然转身，号啕大哭，这一哭也让我为之落泪。——这是一则完整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了记者的人性。可是在后来的节目中，李小萌哭泣的场面全被删去，这就让人无话可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某些有权发布新闻的人总是那么冷酷无情甚至弱智？

PS：广州市伍建洲言：

吴非，南京师大附中语文教师。杂文家。

我想当他的弟子却没有这个好运气。

教育是一堆谎言和一堆乱象的集合。现状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囚笼一般的教育（如果这也能算教育的话)，囚徒一般的教师和学生。可悲可怕的中国教育。是谁说基础教育是国内的好？这是自欺欺人的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