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和新现象，却肯定是老词汇具有的新语义和新文化中的一种新主张。“山寨文化”是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分析的文化现象。眼下，对于“山寨文化”的关注，已经成为很多思想者的一个课题，而我也不由得开始关注这个文化现象所能带给世人的启示。

    首先，对于山寨文化的分析，重要的不是做伦理判断，而是应该做趋势引导；不应该是对概念的批判，而是对概念成长的环境进行评价，并提出理性的建议。在当前，网络传播使得舆论环境日益民主，没有人可以站出来剥夺另一人说话的权力，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山寨文化”这么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主张，这种争论的存在应该成为我们更加关注的文化现象。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通过这种争论去伪存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念。所以我说，任何实体的和虚拟的事物都可以被山寨，唯一不能被山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的信条、原则和价值观，只要有她在，我们的社会就有光明。

    其次，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社会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性的传播话题都有其社会进步的历史背景。用发展的眼光，从社会分析的角度看其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得出更加理性的结论和建议。有时候，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判者，辩证的方法、整体性的思维、最终都会被发展观这个时间罗盘所统合，“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特指经济，其实文化和传播也是如此。人的进步需要时间，文化的进步必然也需要时间。我们只有用思想的刀片，去切取社会存在的某个时段加以分析，并形成多切片的对比，推导出趋势性的结论才更加接近现实。

    我们先用思想的切片来切分眼下的中国社会，及其衍生出的“山寨文化”现象，然后才可能对我们心目中所期望的主流价值观加以关注。

    眼下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认为，是一个三个世界并存的社会；是一个情大于法的社会；是一个宏观有序微观无序的社会；是一个有主流的价值观念没有主流价值主张的社会；是一个欲望驱动而不是信仰引领的社会；是一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社会；是一个比实用主义更加深入地实践实用主义的社会。总的来说，是一个全民都在摸石头、想发财的社会，是一个把过程——财富——当作了信仰来对待的，尚缺少终极精神的社会。

    中国并存着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三个不同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新贵阶层，属于第一世界。他们可以生活在自己想要的任何环境里，可以选择任何的文化来接受，“山寨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就和当下流行什么电影是一样的，他们不会对市民文化感兴趣。几乎所有的城市平民，发达地区的乡村居民，有正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们，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二世界，他们是消费的主力，社会文化的主要构建者，传播话题的主要推送者。他们往往也是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管理者，也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他们在主导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广大的农村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城市里的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组成了第三世界。他们期望自己跻身于第二世界，梦想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他们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进步欲望的最大提供者，是中国经济进步最重要的发动机。他们通过子女考学、自身奋斗、等待机遇等多重方式来摆脱自己的经济窘困。中国很多的产业都把他们作为待开发市场来对待，他们的群体有多大，企业家们就会把自己的增长预期定得有多高。

    山寨文化的勃兴，源头在山寨机，山寨机现象起源于科技创新对自由生产的解放，爆发于低收入者对享受现代通讯技术的渴望，发展于产业中的各个角色乐得分享这个发了霉的产业蛋糕。

    联发科的芯片组技术，对于通讯终端产业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新，它对于生产力的解放的确是革命性的。而其带来的自由生产，尤其是其中掺杂的盗取知识产权的现象，不应该由联发科来承担主要责任，除非其直接参与了相关的工作。第二世界里的较低收入者，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拥有一款手机是非常渴望的。当他们兜里只有1000块钱，恰好又遇到了他们所钟爱的手机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而对于以移动通讯运营商为首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如果想从技术上屏蔽山寨手机不能说轻而易举，也不会非常复杂。但他们在这个产业里最大的压力是新增用户和新增话费收入。山寨机激活了潜在的市场，给他们带了持续的新用户，他根本没有动力去承担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国产手机品牌生存的义务。而所有的终端渠道经销商关心的是利润，是差价，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考虑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权益。山寨机的大本营深圳，如果政府真的下决心清剿山寨机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中国政府当前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保持社会稳定，只此两个是核心目标。如果深圳清剿了山寨机，结果是让这个产业转移到广东其他地方，而不会消失，同时自己又会损失很大一块财政收入，和保护不在自己管辖权里的其他手机品牌的知识产权相比，不作为也许是其最正确的决定。这些社会心理的存在，就使得山寨机的兴起成为历史必然。

    其实，多年以来，中国的山寨就一直存在。山寨电视、山寨DVD、山寨光盘、山寨电脑、山寨书籍……早就各领风骚好几年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几乎都和刚才分析的社会背景相似。

    那末我们是不是就此就可以说存在的就合理呢？我认为不是的。山寨文化本质上讲，是一种海盗文化，盗取别人知识产权的山寨机生产者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上的“索马里海盗”。我们这个社会要像对待海盗一样，来对待精神海盗——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的内核是一个盗字。海盗在索马里横行的原因第一是无政府，第二个原因是有强大的武器装备的支持，第三是销赃途径的畅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还没有能力达到水至清的时候，鱼是自然会生长的。当没有监管的人获得了武器的时候，不去做无本的海盗买卖他就不是正常的人。当一个社会还有很多人为海盗的技艺叫好的时候，海盗是可以成为英雄的，而这些叫好的人如果恰好是海盗赃物在廉价销售时的受益者，他会叫好的更加起劲。

    当我们回头去看关于“山寨文化”的争论双方的时候，都会深刻的看到发言者的“阶级”背景。所有的专家、学者、文化强势的评判者，会激烈的批判山寨文化。（包括本人在内，也是这类货色。）这些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小日子还不错，看不上买山寨机省的那两个钱，也很在乎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尊严。而那些草根、普通网民会站出来为山寨文化喝彩，你如果深入的去看，会发现这些网民非常有可能自己就在使用山寨手机。道义在利益面前往往很苍白，但道义在人的心里却应该永远神圣。如果已经成为“海盗”的销赃伙伴，还是自己脸红一下，放到口袋里去用你的手机吧，就别出来为海盗叫好了。所以，如果谁手里拿着盗版别人品牌的山寨机，请你在参与关于“山寨文化”讨论中闭嘴，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请求，这样就肯定不会有超过50%的人认为山寨机是创新的行为。

    我还希望那些打着山寨口号的娱乐族们，别在借用这个不光彩的名号。山寨春晚如果不叫这个名字也许还挺好看的呢，否则就是恶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