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文学评论，但是从不作无病呻吟。当今的多数文学评论，不是在老生常谈，就是在装模作样，无病呻吟。

因此，我们感到庆幸。为了什么呢？起码，我们还不是生硬到去作博士论文样的“大块文章”。最最喜人的，是我们的文章，还有药救，他们的大块文章，已经无可救药了。

我们熟练的用着白话文，如鱼得水，春风得意。不必生硬的套这个法则，那个规矩；不必写文章，看别人的脸色；不必写文章拍某甲的马屁，搭某乙的膀子。这是何等自由的文学天地啊。

我们不光文章写的好，也要给人知道，教那些人，给我们鼓掌，助声，“好文章，妙！妙！妙！”教那些迂腐的老朽，也在拐杖上，看的开心，看的开口呼“妙”！我们的文章，这才叫写成了。

历史上，有很多文章写的好，却入不了《文学传》的。他们冤死了，花了那么大的气力作文，命也丢了，官也丢了，老婆孩子也丢了，最后还是一场空空。这乌烟瘴气的冤案，我们路人，都给他抱不平。

究其冤死的原因，我们以为，在于不会推荐自己。你的文章好，要拿出来，给人看看，看的老头子老妪、小孩子小姐都叫好，就不怕默默的死掉了。

古人太笨了，不懂广告。广告者，广而告之也。从海东头到海西头，从大漠到关内，无不听闻其声名。这样的广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其实，文章也在于一种广告的效果。我名之曰：文章自吹法。

我说一个人，大家都熟悉的，台湾的李敖。他向来不讳言自夸，说起话来，句句都像是大有来头。譬如，七九年，他出了两本文集，怎么自吹的呢？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看谁的文章写的好》。不用问，在一派否定的、批判的口水之后，“言归正传”了：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我特别印了两本书－－《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给“四季”出版、“忠佑”发行，我希望小毛头人手一册，大力见习。说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变种，把我推翻，那时候，自然我要让贤，把五百年打个折扣。”

在中国，处处是教人要谦虚。可是，李敖就是这么对着传统干，一点都不脸红。

无可否认，在传媒的时代、信息的时代，这样的自吹，为他卖出了不少的书。但是，回头看看历史，文章自吹法，似乎不是歪门邪道，倒好似独门绝技呢。

我们熟悉梁启超，最早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他的文章，用自己的话说，就是“笔尖常带感情”。满篇文字，处处都是从他心底出来的。我们欣赏梁启超的地方，正在于他的率性敢言。没有拘束的、小家子的、畏畏缩缩的羞涩，他放开了胸怀，言我所欲言，完全是文艺自由的快乐。

梁启超的文章，也到处在自吹。他并没有明说。但，他自信于此。报纸的发行量了，书本的卖出量了，他心里有数的很。他知道的清楚，文章想好，不吹不行。

那么，正好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美眉，失恋了，把男友谴责、痛骂、痛扁了一顿之后，还不泄气，看见他就来气。接着，喜欢上另一个人，也在追男友在追的女孩。一通女人的小手段之后，那个人喜欢上自己了。这时候，前男友跟那个女孩子之间的穷酸样，自己就欢喜的不得了。

文章是女人写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健谈、健骂，是一个标准的现代泼妇。满篇的文字，不堪入目，她却骂的出口，骂的得意洋洋。那样流利的汉语，在一般的文学名著里，根本想象不到。那样的畅快淋漓，一气呵成，换个别人，非得一口气憋死不可。

除去脏话不说，不雅不说，我们给这篇《一个很猛的MM被甩之后》作一篇广告词，让大家广而告之，争相传阅，洛阳纸贵吧！

广告词曰：

“天呐，大侠呀，好小说啊，畅快淋漓，一气呵成，风雨无阻，快意恩仇······

“真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毋庸置疑的、不笑都不行、不乐都不行、想停下来都不行、不停下来也不行，

让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最最遛的小说，必出自非一般人之手。

“一读忘不掉，忘了还想读；

“最地道的方言，最正宗的口语，

“外国人学好中国话的入门捷径，中国人说好普通话的方便法门！

“请看这篇《一个很猛的MM被甩之后》。”

不过，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篇文章，是不入流的，可以只看广告，内容就不必看了。

文章的好坏，不是吹出来的。没有功底的文章，吹起来，就像是水底的渣滓，越翻越臭，不可以闻。

而真正的有功底的文章，怎么吹都不为过。反而，我们欢迎这样的文章自吹，这样的广而告之，希望它借一夜东风，吹到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