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孟买贫民窟的马贾尔，参加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令人吃惊地一路过关，闯到了赢取千万卢比的题目。电视节目的游戏规则是：答对了财富翻倍，答错了一切归零。马贾尔选择了继续挑战。中场休息时，他和主持人在厕所相遇。主持人激动地对他说，我们都在创造历史，你一定会赢。他说，但是我并不知道答案。随后，他发现主持人在洗手台的镜子上留下了一个字母：B。 

    这是刚刚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情片的《贫民富翁》里的一个情节。尽管主持人先前对马贾尔的贫民窟出身冷嘲热讽，但是大概被他的出色表现深深打动，或者真的希望自己的节目创造历史，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他泄题。聪明的马贾尔启用了仅有一次的自动去掉一半错误答案的机会，对他的好意进行了测试，发现答案B果然留下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答案D。 

    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参加的一次讨论会。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广东一家企业为2008个民工购买火车票，让他们顺利回家过年，并邀请学者和媒体人士研讨相关的慈善主题。该企业遇到的一个烦恼是，为了两百块钱的火车票，不少民工提供虚假信息。这也是慈善者的普遍烦恼，他们发现底层民众并不总是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淳朴善良，不仅不善于感恩，而且不乏狡诈。 

    我对该企业的负责人说，他们的送票行动诚然善莫大焉，但是应该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远非一张火车票可以填平。知恩图报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古人说的“施受无心”更加合理。目前社会的弊端之一，是过度地强调穷人对富人甚至对政府的感恩，以为这样可以达致和谐。事实上，这可能压制穷人的权利追求，导致更多的不公平，埋下更多的隐患。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认识到，对强势阶层的不信任，是弱势人群的基本特性。狡诈和欺骗，既是他们的生存伦理，也是他们的抗争策略。为此，我介绍了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有时单是从人的品行出发，你无法解释底层民众的行为。有些观察者认为，长期污浊的生活败坏了他们的品行；有些观察者则提供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穷人的心灵没有被金钱和权力腐蚀，更加质朴真诚。在电影《贫民富翁》里，主人公马贾尔善良、诚实、守信，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也一样跟着哥哥去偷窃和诈骗。理解了“弱者的武器”，你就能想明白这些矛盾的现象。 

    底层民众面对来自强势阶层的慈善行为，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是临时的对恩人怀有感激之情的人，一个是日常的处于戒备状态中的人。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前者的训练，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后者。有时他们不得不进行猜测，就像马贾尔在面临千万卢比得失的时刻一样，他不知道主持人是否在设圈套，但他必须于数十秒内，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假如主持人真心帮他而他选择了不信任，那么就会被当作穷人品质恶劣的新证据；假如他选择信任而主持人在欺骗他，那么就会让他痛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多的时候，穷人没有这样痛苦的选择，就像面对广东这家企业的善举，他们只想通过欺骗得到更多补偿。 

    因此，慈善并不适宜于施者和受者面对面开展，而应该通过慈善机构来进行。慈善机构的好处一是专业，有能力进行筛选和跟踪；二是中立，被欺骗也不容易受伤。但是，目前中国慈善机构尤其是民间慈善机构严重不足，面对面的慈善也应该受到鼓励。这种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做慈善时要充分意识到自己也同时扮演着至少三种角色，一是作为弱势人群对立面的强势人群，二是期望得到感激的施恩者，三是应该专业和中立的慈善机构。这三种角色得到的回报各不相同，作出的反应也不一样。 

    马贾尔选择了不信任主持人，结果他赢了，观众为之惊喜。而我们身边的农民工，对慈善企业的不诚实，则留下一串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