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国民政府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知道的人可能就寥寥无几了。
　　
　　内外交困，国运多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中华民族史上的多事之秋。这边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的硝烟还未散尽，那边东北“九一八”的狼烟已经燃起。到了1932年1月,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日本一方面在东北筹备成立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政权，一方面重兵云集上海,对中国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兵临城下，被迫迁都
　　
　　1932年1月28日,风云突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战争爆发。此时,国军主力多在在湘鄂赣等地“剿共”,驻防沪杭的只有十九路军等少量部队；而日军却拥有军舰、飞机、装甲车等优势装备。敌强我弱,求援电报如雪片一样发往南京。
　　
　　上海是南京的海上门户,一旦失守,首都将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已有数艘日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并作出战斗准备，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当晚,坐卧不安的蒋介石紧急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改组政府,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以期强化对危难局势的掌控。
　　
　　面对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机，蒋介石、汪精卫和宋子文等军政要员都极力主张迁都，以避免被日本逼迫签订城下之盟。蒋介石1月29日日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
　　
　　六中选一，花落洛阳
　　
　　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熟读兵书的蒋介石对此自然烂熟于心。可茫茫华夏,何处又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呢?
　　
　　当时日军刚刚占领东三省，处于“三八大盖”枪口直接威胁下的北平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去，自然被排除掉了；武汉当时也处于游弋于长江上的日舰炮火之下，并处于红军根据地包围之中，当然也被排除；西安则因为当时陇海铁路还未修到那里，陆路交通不便而被排除；广州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南天王”陈济棠的地盘，这是国民党内部唯一能够在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蒋介石若前往,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也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庆尽管比较适合作为战时国都和民族复兴基地，但当时四川还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社会动荡不安，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还未深入，所以也被排除。苦思冥想之后,蒋介石等人最终将目光锁定了洛阳。
　　
　　洛阳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15朝古都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时期的大力开发，通有铁路，建有机场，市容也大有改观。因而，洛阳最终被选定为行都。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大院长联合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威胁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即日起，中央大员中除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下善后外，其余1000余人均在林森和汪精卫的率领下陆续北上洛阳办公了。
　　
　　由于国民政府财政与税收多在东南,特别是上海,因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孔祥熙、孙科等人常驻上海。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与上海设立办事处。
　　
　　2月1日,国民政府又将所有印信及卷宗输送到了洛阳。
　　
　　因陋就简，共抒国难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洛后，各机关因陋就简，分驻在当时洛阳的西工及城关各处。此时的洛阳早非汉唐时代市列珠玑、楼宇林立的旧都了；市区面积仅仅四五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寥寥数万人。虽然经过了近代的发展，但比起江南的首都，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如缺乏电灯设备、缺少交通工具，洋楼、地板和新式马桶、西式大餐更是少之又少。“避难”此处的中央大员和“革命新贵”们无不苦不堪言。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洛阳10个月的政治生活中，主要有两件大事。头件大事是1932年3月1日至6日，在洛阳西工中央党部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施政方针案》和《对于东北事件之决议案》，特别是通过了《关于军事委员会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并经过汪精卫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这也是“蒋委员长”一称的由来。会议还通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当然，后来都因故改变了。
　　
　　第二件事是4月7日至12日，在西工原吴佩孚广寒宫召开了“国难会议”。这次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开幕时共出席代表144人，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味道。会议听取了汪精卫作的政府报告；讨论了“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提出了不少有关政治改革及实业建设的方案，如著名的拟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的《移民垦殖案》等等。会议最后通过的《国难会议宣言》，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制定长期抗战政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淞沪停战，“凯旋”还都
　　
　　1932年5月5日，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以对日妥协换取了暂时的和平，日军对南京的威胁也暂时解除。于是，5月30日，蒋介石率党、政、军大员返回首都南京，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正式迁回南京，并举行了还都典礼。至此，九朝古都洛阳历时十个月的行都使命便告结束。
　　
　　国民政府迁洛，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月照松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