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招工难”的愈炒愈热，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的讨论热潮也此起彼伏，最近的消息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18日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所说“最晚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会完全从正的到零再到负的。”这比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的2015年至少提前两年。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其实是在劳动人口多于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以低工资为代价损害劳动者利益来保障企业利益。据统计表明，1982年到2000年期间，接近20年的经济增长期中，至少有15%是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而与之相对的一则数据则是，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1983年为56.5%，2005年降至36.7%，近1/4工人5年未加工资。低工资一方面固然使得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国内需求的长期低迷不振，更严重的则是国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当然是分不开的。藉由大量的价格低廉且对生活品质要求并不高的第一代民工们的辛勤工作，再加上对资源的几乎浪费式的无序利用，中国的制造厂早早的完成了资本积累，并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奠定了“制造大国”的地位。国家固然是富了，但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民却没有富起来，国富民弱的尴尬境况已导致诸多问题。其中颇为突出的就是“招工难”和“就业难”。

　　“招工难”和“就业难”完全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却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不合理这一大背景下的怪胎。两个“难”之后分别对立的则是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代群体大部分还是处于一个家庭之中，这不能不让人尴尬。

　　就业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汇率和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因为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所以政府调控不惜以负利率和资产泡沫为代价。尤其是在当下，维稳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为了稳定必须减少失业，而拉动就业则必须发展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长，由此，不惜以产能过剩为代价，这就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合理性，同时导致通胀与经济成本的增加。

　　一方面要提高就业率稳定社会发展大局，这已经导致了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久低不高，占GDP的比重常年下降，而这正是“招工难”的主要原因，如果外出打工挣的钱和在家种地收入相差不大的话，还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另一方面要保证高学历者能够学有所用，不至于十年寒窗之后和民工抢饭碗。两个难题之下，政策难免顾此失彼，不能兼顾。

　　如何打破两个难题，走出就业维稳的囚徒困境，人口红利的消失或可成为一个重要契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劳动力由富余走向短缺，市场必然要考量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成本，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长期低下，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持续，未来的市场也将有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绝佳时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大量的财富累积之下还藏着深层的矛盾，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消失或可起到倒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