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先生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与他聊过几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院。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他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地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当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胡适题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的对门。他妻子江冬秀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作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兼容并包。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吴之春先生当时教西洋思想史，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来听课的，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
　　
　　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
　　
　　【出处】南方人物周刊
　　
　　【摘自日期】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