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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甲子。 站在当下，回望从前，我们所应感怀的，绝不仅仅是变化的地覆天翻，也不是单纯的忆苦思甜。 60年，更是这60年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 60年的北京城，民间点滴浩如瀚海，值得追寻的事儿多着呢！那落叶萧萧的箭楼犄角，那秋蝉聒噪的皇城根儿下，那炊烟缕缕的胡同口儿，那槐荫蔽日的四合院里，无不深藏着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无不寄寓着一桩桩铭心刻骨的追忆，微中见著、平中见情，化之不解又挥之不去……  1949年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 1949年年初 北新桥。 打北边儿进城的骆驼队黄尘滚滚；衰败凋敝的雍和宫杂草丛生；箍烧胡同的顽童肆无忌惮地爬到大佛的脚趾上玩耍嬉戏；成群结队的老鸹“呱呱”地飞越上空，黑压压乌沉沉…… 箍烧胡同口，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头戴礼帽、脚踏皮鞋的长袍马褂儿们边晃着手中亮闪闪的“袁大头”边吆喝：“大头儿小头儿，买进卖出……”地摊上摆放着泥巴捏的兔儿爷，旁边是卖黄花鱼的，再挨着的是卖烧饼和烤白薯的；玩具店的老板正忙着指挥伙计把飞机翅膀上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改涂成五角红星；雍和宫大街上刚刚搭起的门楼儿张灯结彩，为欢呼解放大军入城，舞龙狮的、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连成一串；打交道口崇实小学那边传来孩子们的歌声：“下江南，下江南，红旗飘舞歌声嘹亮，千军万马下江南……”
1953年，夏秋 香饵胡同小学正值暑假，晚饭后的小学生们聚集在四合院二门楼前，边评论昨天刚看过的朝鲜电影《少年游击队》，边学唱电影里的插曲：“炮火震动了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中朝人民亲如兄弟，并肩作战打击敌人……”忽然间，收音机里传来朝鲜停战的消息，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 开学了，学校为同学们补上一次夏令营活动，低年级同学去北海公园，高年级同学去颐和园。这一年，清风明月，道不拾遗。音乐老师教唱的那首舒缓悠然的草原晨曲，直至几十年后还回旋在神州上空：“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1957年，夏 烈日烤晒着前门火车站，遮阳棚下的无人售书亭前，三三两两的翻书人拍拍选中的书，看看定价，排队将钱塞入收款箱。 7路公共汽车是新近引进的“匈牙利造”，正懒洋洋地穿过太平桥大街。街旁的书摊儿摆放着各种小人书：《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五鼠闹东京》……树荫下备有长凳，可以坐下来慢慢看，一分钱一本。 电台的书场节目每天必播《说岳全传》，电影院最新上映的是苏联彩色故事片《第十二夜》。伴着知了声声，广播正播报着中国队对印尼队比赛的出场名单：“中锋张宏根，右内锋年维泗，左内锋方纫秋……”这都是些人们熟悉的名字。不久，广播和报纸上出现了一些人们不熟悉的名字：葛佩奇、林希翎、吴祖光…… 打西边来了场暴雨，人们打了个激灵，天凉了。
1958年，冬 天安门广场两旁正在大兴土木。 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在举办全国工业交通成就展览会，被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的是毛主席乘坐过的国产四汽缸东风牌小轿车、国产八汽缸红旗牌小轿车和巨龙内燃机车。 《北京晚报》特好卖，人们在争相阅读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连载《在烈火中永生》。 扩音器的锣鼓伴随着男女声大合唱：“今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明年的歌儿多，全国人民大跃进……” 报上登着《宋庆龄副主席参加大炼钢铁》的照片，广播和报纸每天准时报告前一天全国钢产量的完成进度。去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今年要翻一番。入夜，长安街电报大楼上的霓虹灯不停地闪耀着“1070”……
1960年，夏 百年罕见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只有首都还在硬撑着。这年夏天在工体举行的中国队对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足球比赛，8万人的体育场居然座无虚席，球迷“任彬！任彬！”的狂呼声尚震耳欲聋…… 街上还能买到食品，只是品种、数量在急剧减少，而且悄悄地在涨价。仅仅一个星期，桃酥就从每斤一块六升至两块四，可还是不停地有人排队买，不少人甚至是坐火车来的……这年夏天，北京的流动人口是平均每天18万。终于，首都也撑不住了，副食店里的糖果点心几近绝迹…… “红宝石”电视机出现了，只是谈不上普及：国家足球队著名守门员张俊秀出现在西单闹市时竟未被人认出。 多亏了“小高炉”，前年的钢产量计划1070万吨超额完成了，去年的钢产量计划1800万吨也超额完成了，今年的计划指标是2100万吨，但长安街电报大楼上的霓虹灯不再闪烁了。  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人 1961年，冬 这年冬天特冷，商店和小卖部的食品全是凭票凭本供应，北京音乐厅小卖部唯一敞开供应且吆喝叫卖的食品是冰棍儿，“红果冰棍儿，小豆冰棍儿……”那声声吆喝在寒风中特别刺耳。 这年喇叭声特大，永定门火车站高音喇叭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同一句话：“旅客同志们，请不要去包头，包头吃饭也是要粮票的，包头吃饭也是要粮票的……” 这年的“盲流”特多，遣送站前脚刚送走一批面黄肌瘦的，后脚又迎来一批蓬头垢面的……
1965年初 中国美术馆。 3分钱环城一周的铛铛电车早已不见了踪影，美术馆前人群浮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正在这里举行。 这或许是新中国成立16年来最大规模的美展了，从没见过这么大幅的画——刘文西的中国画《祖孙四代》、蔡亮的油画《延安的火炬》令人过目难忘，中国画坛以能画大画为贵之风或许就是打这时候开始的……从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画，哪怕是曾被俗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也不例外——瞧那华三川的《白毛女》，画面经营得如此考究，人物刻画得如此细腻，中国连环画的更新换代或许也是打这时候起步的…… 毫无疑问，这一年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大获丰收，王双印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应运而生，不仅高居当年评选的十大优秀革命歌曲榜首，还差不多成了第二年亿万民众挥舞“红宝书”时的又一“代国歌”。不可思议的是，在阵阵高亢激昂得让人周身热血沸腾的刚健革命歌曲中，一首袅袅欲绝的抒情女中音竟能突出重围晋身“十大”行列，40年后，它成了电视连续剧《大工匠》的主题歌——“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光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
1968年，秋 南池子。空军的大卡车开到长安街路北红墙下，一群佩戴领章帽徽、身着上绿下蓝军装的干部战士手握大刷把一卷卷大标语刷上墙，好家伙，一个字有三个人高！ 天安门。虔诚的老少爷们儿手持“红宝书”，等候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照相留念，队伍排成了一字长蛇阵。 永定门。三轮车停放在路边，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愤怒地揭发批判一位旧社会“车霸”的“累累罪行”。 北京站。夜幕下的列车即将开动，最末一节车厢里挤满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奔赴北大荒的首都知青，清一色的黄军装、白衬衣、红袖箍。送行的人和车上的人差不多一样多。一对恋人在昏暗的路灯下依依惜别。站台铃声响了，列车上下同时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恋人紧紧拉着的两双手终于分开，女孩子上了车，男孩子紧追不舍，跟着徐徐开动的列车和一车歌声，泪流满面地边跑边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1972年，秋 “文化大革命”已经六年了。 这一年，犹如在寒风肃杀淫雨霏霏的翻滚乌云间偶露青天一隙，尽管短暂，极度压抑的人们还是本能地抬起头来猛吸一口清新空气。 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人民日报》得以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人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和他的三色波音707，第一次被允许从广播里欣赏美国乐曲《草堆上的火鸡》和《美丽的阿美利加》。 和联邦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建交的新闻公报也让人们感到莫名的欣慰。 电影院里能看到外国影片了，尽管只是来自两个国家——东边的“千里马之邦”和西边的“山鹰之国”，用北京人的话说叫做“哭哭笑笑的朝鲜电影和搂搂抱抱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随着美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和肯尼迪学院“爱国”女子篮球队的到访，美式扣篮第一次在北京青年队出现了。紧接着，先进的背越式跳高也取代了传统的俯卧式…… 在那抑郁的年代里，1972年是值得回顾的一年，只是它离去得太快了。 1977年，春节 这年春节，上街转一圈儿，净遇上排队的。 等车要排队，吃饭要排队，理发要排队，进澡堂要排队，打电话要排队，装电话更要排队，买车票要排队，买卧铺更要排队，看电影要排队，看新近“解放”出来的片子像《甲午风云》更是理所当然要排队，就连看大字报都要排队…… 光排队还不算，还得凭这凭那，像买卧铺票得凭单位的介绍信，还得是“县团级以上”的；买鸡蛋、花生、白糖要凭本儿；买肥皂、紧俏烟、紧俏酒什么的要凭票，要想买辆永久牌自行车那可得凑上一大把票……临近月底，净是些老头儿、老太太们在“相互调剂”： “哟，您这是上哪儿啊？” “这不，这月肥皂票儿还没用，眼瞅快到期了。” “敢情是用不完啊？匀给我家得了，我们人多不够用……” 要说全是“‘前门’烟，后门走”，那是“打击一大片”。这年春节，不少国营商店就把“大前门”搬到马路上卖。“凭工作证每人两盒！”话音未落，眨眼工夫就排起一条人龙……一个外地人好不容易排到跟前才知道他这工作证不顶用——“要本市工作证！” 那年头儿，北京人甭管上哪儿，先挎上个包，只要遇上排队的，甭管卖什么，先排上再说…… 1980年，夏 中午，王府井大街上，天南海北蜂拥而至的游客满大街找吃的。 豆汁、炒肝、卤煮火烧，这些北京人推崇的京味特色小吃，南方人一尝就直皱眉。 “馄饨侯”人满为患，狭小的店堂，南北食客挤作一团，胜似那热锅里的馄饨；自个儿觍着脸站在人身后等位子，自个儿收拾那杯盘狼藉的桌面，自个儿张罗端馄饨……好不容易吃完馄饨，早已人仰马翻汗流浃背，顾不上抹嘴，拎上包猴儿似的冲出那馄饨馆…… 黄昏，号称“老莫”的北京展览馆西餐厅早已挤爆，乱哄哄的人堆里不知是哪位发出一声叹息：“唉！批判了这么多年资产阶级，这资产阶级反倒更吃香了……”
1984年，春 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下午，里根总统的车队即将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里根总统将出席李先念主席的欢迎仪式……长安街上万头攒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树荫下，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在摄像机跟随下来到一个正踮脚张望的小伙子面前，女士一手持话筒，一手出示一块标有鹰徽的金属牌，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您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你是在欢迎里根总统吗？”小伙子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一边摆动双手，一边不停向后退：“别问我，我不知道……”周围的人也跟着惶恐地往两边躲，眨眼间人群中闪出了个缺口，留下的是女记者一脸的困惑……
1990，夏 那两年，新鲜事儿多。像书记下海，厂长承包，官员考察，“五大”出炉什么的。 “五大”是指电大、夜大、函大、职大、业大，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得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成年人迅速获取大专文凭，以便适应其职务、职称提升之革命工作需要。 不知打谁那儿起，也不知打哪会儿起，管再见叫“拜拜”，结账叫“埋单”，还有什么“168”叫一路发，“228”叫夜夜发…… 长安街上的吉姆、伏尔加销声匿迹，时兴的是皇冠、尼桑。一辆插着米字旗的老爷车迎面驰来，见多识广的“面的”司机忙向外地乘客炫耀：“瞧见对面那辆车没有？您甭瞅它样式老，人那可是罗尔斯罗伊斯！” 电视上，身着三点式比基尼的模特儿金蛇狂舞，一老者边目不转睛边不忘声声叹息：“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艺术界也在悄悄地更新换代，再谈列宾、苏里柯夫怕是跟不上趟儿了，得谈康定斯基、蒙德里安……一学者在讲幽默学时，在鲁迅、老舍、赵树理后边儿又添上一位：钱钟书。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六十五号 2003年，夏 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迅速兴旺起来的是“专业一条街”，像王府井商业一条街、东安门小吃一条街、琉璃厂书画一条街、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大栅栏老字号一条街……有段时间我因事多次往返东四，却发现这儿居然还藏着条尚未命名的“专业一条街”——府学胡同，咱这儿姑且称它为“告状一条街”吧！ 这府学胡同，路北是东城区法院，路南是中纪委信访局。这下热闹了，一条街全是告状上访打官司的。既是告状，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可倒好，整个儿“拉动”了一条街的“内需”：先是律师服务业、餐饮业、旅馆业，继而是代写申诉、复印打印、电话电讯、手机充电充值什么的，最后是法律人士办起法律速成班，退休法官就地当律师，就连书摊儿上摆的也是法律常识及诉讼实例一类的热门儿书……眼瞅着这“告状一条街”呈星火燎原之势，整个儿一东单北大街，以告状一族为主要客源的小旅店乃至家庭小旅店应运而生，南腔北调的上访专业户进出频繁，随处可见一些“马拉松诉讼户”干脆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打持久战，跟咱北京人成街坊邻居了。 对这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告状一条街”，各方评说见仁见智，咱还是听听一位老北京的观点吧：“凡事有兴必有衰，哪天这街衰败了，那咱离和谐社会也就不远了。”
2005年，春 不知打哪会儿起，街头冒出了许多保健品公司的咨询台。隔三差五，大巴拉着一车老头儿老太太去京郊免费旅游。一路上，笑容可掬的保健小姐一会儿指挥大伙儿赛歌，一会儿又给大伙儿猜谜逗乐儿，真个是一路春风一路笑…… 目的地到了，大厅里聚集着上千人，先由两位红光满面、中气过人的老头儿老太太现身说法，然后是各路保健小姐齐登场，挨个儿动员、推销、收钱…… 落幕了，哪儿来的哪儿去。原路返回的大巴暮气沉沉，没了歌声，也没了笑声，跟来时判若两人的保健小姐昏昏欲睡……
2009年，春 四合院呈两极分化趋势：要么成了雕梁画栋、花园草坪的豪门府邸，要么沦为群寓杂居、舍似鸽笼的大杂院儿——不是最好，便是最差。 这是两头儿，再说当间儿的。这些年，北京人的腰包可是实实在在地日渐鼓胀。房子虽说是越住越远，可也越住越大；车子虽说小了点儿，可好歹也跻身有车一族了。一晃，新世纪头一个10年要见尾了，咱再怎么说也要与时俱进不是？如今讲究个雅兴，咱这书柜上总得摆个古董、古玩之类的吧，这电脑、手机也该升级换代了吧，1.4的小甲壳虫也该换辆1.8的了吧！还有呢，眼瞅那左邻右舍都在郊区买下别墅了，咱再怎么着也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儿不是……人心不封顶儿，就冲咱这股子永不知足的劲儿，别说“拉动内需”，就算把内外一块儿扯起来，灭它个金融海啸也不在话下！ 前门牌楼拆了又建，永定门楼推了又盖，胡同、四合院扒了叫停，停了又扒……兜了天大一个圈儿，缴了地大一笔学费，回头想想还是人梁思成、马寅初说得对。不过话又说回来，您也别光喊冤光叫亏，这世上多少事儿，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是福不是祸，是祸您躲不过。叨登昨儿个的事儿，是为了给今后提个醒儿，咱还得立足今儿个，放眼明儿个。这不嘛，总书记一句“不折腾”，说出了咱新老几代北京人憋在心窝儿里的话…… 远处长安街电报大楼的钟声响了七下。夕阳沐浴下的北海，晚风习习，银波粼粼，打五龙亭那边传来婉转悠扬的老年男女二重唱：“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美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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