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姥爷是晋商，写写你姥爷吧。
　　
　　其实写姥爷的想法由来已久，每每说起姥爷我更是欲罢不能。在我一篇校园气息浓厚、浪漫主义、个人色彩随处可见的“小说”里我曾写过姥爷，里面的提法是“最后一代晋商”。而姥爷的说法是“渠家柜上的”，无论哪种说法，我敬仰姥爷。
　　
　　姥爷九十四岁，却老而弥坚，除一只眼睛是青光眼之外，耳朵灵光，腿脚俐落，精神矍铄，脸有红光。
　　
　　从记事起，住姥姥家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姥爷讲骑着骆驼送药材、喝骆驼尿的故事，这些景象常常让我心生向往。每每星期天或寒、暑假，都会记着带点姥姥爱吃的干馍片，姥爷爱抽的“凤”字牌香烟，和哥哥老鼠托葫芦般抬着东西走着去姥姥家。脚板累了，腰板酸了，姥爷一段“柜上买卖”的故事，让我们兄弟乏意全无。
　　
　　于是知道了姥爷是在渠家入的“伙”，知道了姥爷开始做的买卖是茶叶。
　　
　　姥爷是1927年经人介绍进入祁县渠家“长盛川”做的伙计。东家叫渠仁辅（渠本翘的同族兄弟）人称“天义财主”。姥爷开始的工作是洒水，扫地，给东家、掌柜、二掌柜端茶倒水，晚上做“算课”，学习打算盘、记账、做盘点，背诵“商德”。一年之后（1928年）因为当伙期间为人勤谨、伶俐，做事可靠，连同带姥爷入师的二掌柜一同被调往“长盛川”湖南分号专做茶叶生意。
　　
　　茶业对中国人而言，就相当于外国人的咖啡、可可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对茶叶简直就是到达了疯狂的程度，茶楼酒肆以茶为先，现在我们只能从后人拍摄的影片中窥视到当时的盛况；酒足饭饱，茶楼“斗”茶；朋友聚首，茶楼相会；友人送行，茶楼相聚；不胜酒力，以茶代酒……
　　
　　可以说离开茶叶，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茶叶带给中国人的一种说话的“理由”，客观地讲类时于今天商界的“酒桌生意”或“人情生意”一样。正如晚清大儒辜鸿铭在《茶楼》中写到：“丑陋的中国人同样有可爱的地方，他们能持之以恒地热衷一样小东西，卷了辫子，耷拉了耳朵，敲着长指甲，悠闲的呼朋引伴，‘老板，来一壶茶，’这些，肯定是中国人。”
　　
　　茶，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种象征。
　　
　　而其时，湖南分号的茶叶生意却由于掌柜郭子奉（太谷郭家堡人，对票号汇兑生意相当熟练）对茶叶生意的轻视而连续半年亏损。对“有麻雀就有山西商人，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就有祁太平的字号”的祁县商帮来说连续六个月的亏损是对总号名头的一种侮辱，因而总号对湖南分号的茶叶生意特别关注。
　　
　　湖南分号由于原掌柜的轻视，对经营管理相当松懈，许多伙计都偷偷地将字号的茶叶“转出”私自“抽头”（当时的一个商业用语，意为转出自己字号商品卖给竞争对手），姥爷仅仅“入伙”一年，但看起来相当老成，给人感觉已是久经商场的老人。在熟悉了字号的人事、生意业务之后，老爷和掌柜姚掌柜商量，必须禁绝这种“转出抽头”的现象，于是在一次号事会议上宣布：既往不咎，但今后一旦再出现此种情况，严惩不贷。
　　
　　原湖南分号二掌柜，因分号其他伙计都是其老人，且老爷和掌柜姚长泽到任后，总号将其将为大伙，因而心怀谦隙。其不畏前言，撺掇其他伙计“抽头”，老爷发现这种迹象并汇报掌柜后，果断宣布将其开除出号。
　　
　　自此以后，湖南分号各项工作正式走上正轨。条理好前期帐务后，姚长泽掌柜和老爷商量开设湖南号茶叶加工厂。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一个集茶叶回收、加工、批发的茶叶商号正式开始生产。这样，一年至少给总号节约20万两银元。一年后，姥爷升职为湖南分号大伙。
　　
　　三九、三六、二七、斤砖，这是砖茶的包装专业用词。三十九块、三十六块、二十七块一箱，一斤一块一个包装，是当时茶叶生意的定规。因当时最大的出口国是苏联，为实地了解苏联人的饮茶习惯、生活习惯，姚长泽掌柜派姥爷专程去莫斯科实地考察。乘了当时最先进的小火轮到达海参崴，后又转成汽车抵达莫斯科。莫斯科人的生活同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想象是不同的，虽然当时苏联建国不久，但苏联人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就了夹了盐的面包，来一瓶伏特加酒，认为是绝顶的美味，对茶的嗜好也仅仅停留在红茶这一个茶品种上，对中国人输出的茶砖，只是出于一种无奈或别无选择；茶好，但砖茶并不合适苏联人的口味。
　　
　　回国之后，湖南分号开始根据老爷的建议组织生产。很快湖南分号的生活迅速居于总号下属分号之首。
　　
　　姥爷有着学究的风范，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认真、谨慎，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规矩，谁要破坏了他自认为的“规矩，”就会循循善诱的教导你学习他这套“规矩”。吃饭执筷子、斟茶、冲茶的方法，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端碗、搁茶，倒水这么简单，先要用热水温一下碗，将水倒掉，放茶，倒水三分之一，待两三分钟之后，将水滤去，（意思是将茶叶浸润一下把茶叶味引出）再斟满水，斟水时，茶壶嘴不可碰茶口，水斟过程中逐渐降低茶壶嘴的高度……
　　
　　茶水泡好，掲了盖子茶香漫溢。略呷一小口，满口生香……
　　
　　1929年，湖南号生意日见兴旺，总号设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市）的分号因掌柜、二掌柜调离而空缺，总号调姥爷赴绥远担任绥远号的二掌柜，大掌柜由平遥人王一辰担任。
　　
　　乘车、船，过长江、黄河，所见之处，膏之地，已被兵火所毁，大片庄稼被来往的乱兵倾捻成齑粉，原先繁荣的市井小镇，难得见到几个行人。沿途舟楫劳顿，被随处所见的尸骨刺激而不再疲惫。
　　
　　绥远也叫归化城，是满清统治者希望蒙族百姓归顺同化，服从清政府的管辖，但真正的情况是，除了日常生活外，蒙族百姓基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取道绥远，四散的游兵跟土匪没有两样，背着大枪，遇到大户人家就是一顿洗劫。冯玉祥的部队和张作霖的“胡子军”在绥远城外的帐子山打仗。冯玉祥的部队顶不住了，绥远号的伙计这么说。姥爷和绥远号的新任掌柜不禁一阵发慌，兵荒马乱，绥远号能保得住吗？
　　
　　就在这一天晚上，一个头戴黑礼帽，身穿黑绸缎衫的，带着一个彪悍短打扮男人的中年男人来到店中。站柜多年的老伙计一眼就认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革命军西路军司令冯玉祥将军，忙沏茶、上座。老伙计当时没说，所以姥爷仅略略看了看，这个人微胖，身形健硕，平和的样子，确有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要了几包茶叶，就在短打扮男人的护卫下走了。据老伙计说，冯玉祥同原号里掌柜关系很好，常来。
　　
　　没有几天，绥远城陷落，张作霖的“胡子军”驻进了绥远城。
　　
　　军阀混战，没几天，张作霖又被冯玉祥赶走。祁县帮“长盛川”代表山西商号前往军政府祝贺。这一天，姥爷再一次见到了冯玉祥将军。
　　
　　经过两年的历练，字号里的事姥爷已是驾轻就熟，祁县总号调姥爷到兰州票号任二掌柜，正式从事票号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其时，姥爷认识了姥姥，用姥爷开玩笑的话说，是攀附了姥姥的“富贵”。（姥姥娘家是忻州原平票号大家郜家，姥姥三个舅舅皆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军事课，小舅舅媳妇为日本帝国大学一少将的女儿）
　　
　　姥爷至今仍津津乐道喝骆驼尿的故事。自绥远城东行至沙漠边缘，就将字号的货物从马匹身上换成骆驼房（类似于今天的骆驼运输公司）的骆驼。第一次骑骆驼就被看似温顺的骆驼给甩到沙子上，骆驼房的老大拉了缰绳，上了峰背抚摩几下，突然，老大的两个手指直直的戳向骆驼脖子上的一个部位，只听“轰”的一声，这只骆驼才慢慢地站起来。骆驼房的老大示意姥爷骑上去，果然，这只骆驼一路之上乖巧得很，稳稳当当地托姥爷到达兰州城。
　　
　　行至苏罗岔（原为内蒙古一旗名，因沙漠逼近，现已废弃），驼队遇到了大风，骆驼们在骆驼中“首领”的带领下，急急地向自认为安全的方向前进，骆驼们自动地闭起了鼻子，以防止沙子进入。
　　
　　一阵风沙，每个人的耳鼻口舌都是满满的沙子。骆驼们也是一片昏黄，本能地摇摆着身子，积聚着气息，以使鼻腔中的沙子能被空气吹出来。字号里有人抠着鼻子，不几下鼻子就流了血，骆驼房的老大赶忙过来，告诉大家不要随便抠鼻子，不然沙子会将鼻孔中的毛细血管蹭破。
　　
　　只有弊住鼻子擤鼻涕，才会自动的将沙子“吹出”鼻子。
　　
　　驼队安然无恙，字号的伙计发现，大风当中，骆驼们拥挤着防避风沙，几只大水袋都被挤破了，水袋子滴滴嗒嗒的，只剩下几滴水。而人们已经是饥渴难耐，一个个满身风沙，嘴唇干裂，如果不喝点水润润唇、食道，会得一种据驼老大说影响嗓子发声的怪病。
　　
　　喝圣水！骆驼房的老大说。只见骆驼房的人从骆驼褡子上去了一只大铁壶，放到骆驼两只后腿之间，驼老大左手摸着骆驼的两只耳朵，右手拿鞭杆轻轻敲着骆驼屁股。不一会，大铁壶里已是满满一大壶骆驼尿。
　　
　　骆驼尿像啤酒，姥爷笑着说。眼神悠悠的向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回到了那个有着骆驼、枯树，满是沙子的远漠。
　　
　　接下来，姥爷在兰州呆了三十年。人们从书籍、电影、传闻中传说的汇通天下的晋商，就是在姥爷他们手里上演。
　　
　　大笔大笔的款项在这里进进出出，在他们小门面的大柜台上，调剂着旧中国不规则、原始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