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源远流长，河套文化丰富多彩，河套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

“河套文化”与黄河水一脉相同，可以说是黄河文化。

“河套文化”在学术界是早有定论的。

它属于考古学中它是指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

1922-1923年，中外科学家在进行野外考察中，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水沟洞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大沟湾一带采集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修整中发现一枚幼童左上门齿化石，这是在中国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

1940年前后，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将宁夏水洞沟和内蒙古萨拉乌苏大沟湾发现的旧石器合在一起称为“河套文化”。

那个时代，黄河古道在阴山脚下，就像脱缰的野马，频繁改变河道，淤积千里河套平原，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气候适宜，草木繁荣，是各种动物的天堂。

也是游牧民族最理想的牧场。

水沟洞和大沟湾这两处的文化遗址在时间上前后相差时间跨度较大，其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很难将它们作为同一种文化看待，因此裴文中教授于1954年，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一文中指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石器有明显的不同，统称河套文化已很不恰当，其时代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为证实这一观点，于1963年，裴文中教授组织领导了萨拉乌苏的考察和水洞沟遗址的再发掘。

其结果与其论断完全相符。

也就是说，裴文中教授自己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河套文化”的概念不准确。

同时，近年有学者认为“河套文化”特别是“河套人”的概念范围太大，企图做一些廓清的工作，把在大沟湾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重新定名为“鄂尔多斯人”，不过这一提议尚未得到学术界公认。

从学术角度讲，一种文化概念一旦提出并得到公认，就好像商品的商标一样，有一个确指性，应该是唯一的，而不能在一个名称下存在两种以上的内涵概念。

裴文中教授生前，实际上已经取消了旧石器时代“河套文化”的概念。

这一概念也确实不够严谨，目前仍有些媒体等在沿用这一老概念，容易使人发生错觉。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就是在学术上推进研究，在媒体中停止使用老的“河套文化”的概念，使它让位于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河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河套”的范围问题。在元、明、清时期，“河套”所包括的地域相当广大，大体上是从宁夏银川平原经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一直到山西北部一带，如《明史》卷42《地理志三•陕西》条称：“大河（黄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清代典籍《读史方舆纪要》卷125《川渎异同二》称：“古为朔方地，今谓之河套。”等等。1949年以后，随着对地域划分的更为详细，人们对“河套”的地域范围的认知逐渐集中到以今天巴彦淖尔市为中心，主要包括阴山以南的平原地区一带。这个概念范围是有一定变化的，是逐渐约定俗成及国家政区确定的结果。因此，今天讲“河套文化”，应该是以巴彦淖尔市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同时，也包括了与宁夏、陕北、山西等地区的文化联系，它的地域特征是呈扇形放射状，中心地带在巴彦淖尔市。

当然，各种范围的不同，历来有官方和民间之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区域划分，民间延续叫法。

河套地区民间又有前套和后套的叫法，具体地区划分又清晰。

从历史上看，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戎、翟，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还是以后的回纥、契丹、蒙古族，早就和汉族一起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从秦汉时期开始，河套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并行的经济方式，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融合，造就了这一地区悠久而独特的文化。

“河套文化”，其定义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河套地区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地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河套文化”只应该是“河套传统地域文化”的一个简称。

打造“河套文化”的品牌，就必须将“河套文化”的内涵搞清楚。那么，“河套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化，都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族传统相联系，这就应该从河套地区的历史地位来认识。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河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最早的基地之一。

河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从来不缺少食物，缺少的是劳动力，也就是人。凡事走西口来河套的人，只要有把子力气，有一门手艺，就能够很好地活下去。

就是老弱病残，放羊看马，做家务活，也能够活下去。

正因为这样，河套人憨厚，河套人能融汇天下人。

一句话，来了河套，你就饿不死。

河套地区是我国最早有古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这一点从河套地区考古发现的众多古人类遗存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历代，都十分重视河套地区的发展。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在此设立了九原城，到秦统一全国后，将此扩充为九原郡，实际上是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扩展到河套地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115年），“西北斥逐匈奴。

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汉代在此设五原郡、朔方郡，移民实边，大兴垦植。

独特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温度，河套地区兴旺发达起来。

据历史记载：

朔方郡辖10县，人口曾达13。66万人。

五原郡领16县，人口曾达23。13万人。

两郡人口鼎盛时占当时西汉全国人口的6%左右，成为汉代地区重要的农垦区。

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后历代不断在此开拓耕耘，一直到今天，河套地区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可以说，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河套地区我们的祖先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功。

亦农亦牧，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秦汉时期开始，河套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就是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这说明了这一方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河套地区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宜农宜牧，但是，如果单纯发展畜牧业，势必就不能得到农业的较高生产效益，土地平均承载人口数量也必然下降；反之，单纯发展农业，也必然会造成水资源不足、土壤沙化加剧等恶果。这些也都是在历史上反复被证明过的。

因此，河套地区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是人类和自然界长期共处所得出的结果，它的合理性也正体现在这一点。然而，正是因为农牧结合，其文化内涵就必然既要吸收中原地区农业文明，也要吸收周边地区的草原文明，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地区文化。

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特色文化。

河套水利建设，英才辈出。

老一辈民间传说也罢，神话也好，都是脍炙人口的。

就是近代，有河神王同春修渠，杨家河的杨家将祖孙三代血泪修渠。

有了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网，河套五谷丰登，百业兴旺。

在河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滋生过许多民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个“民族的摇篮”。众多的民族在这里兴盛、发展，此起彼伏，实际上是给这里带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与中原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或被汉族所同化的表现不同，在河套地区，更多的是不同民族都在这里撒下了各自民族文化的“基因”。因此，河套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尤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自己的特色。

在河套，各民族亲如一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主要原因是这里没有太大的厉害冲突。

河套地区是中原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衔接融合的主要地区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等等曾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河套地区在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过大量的民族迁徙、移民、外来人口补充等事例记载。秦汉时期，“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使大量内地人口充实北方边境，开垦耕地、修筑长城、驻军屯田等等，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带到了这里。同时，河套地区在历史上又长期是多个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区之一，通过边市贸易、杂居通婚等等方式，使河套地区长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频繁、融合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这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很有典型性的。

河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尊敬有文化的人。走西口带来了各种文化，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大家庭，谁也不排挤谁，和平共处。

山西晋剧，陕北信天游，宁夏的花儿，蒙古民族的长调，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各种文化人才比比皆是。

河套文化的价值观。

我国古代的西部和北部边疆，有茫茫大漠，万里草原，气候严酷，人情豪爽。人们与天斗，与地斗，咬牙实干，千百年来锻炼成一副钢筋铁骨，成为铮铮硬汉，这是西北人民的共同心理特质，与东南繁华地区的人心理素质有明显不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过：“事常生发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两千多年的积淀而形成的河套文化，既有农耕文明中勤于守成的一面，又有草原文明中勇于探索、开拓的一面，具有一种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于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较之起始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时代更早、时间更长，而且有资料表明，草原文化中商业的因素，要比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中要多，这更成为积极探索、开拓的文化价值观中的有利因素。

根据上面的论述，明白了“河套文化”的内涵或主要特征。把握住这些特征，便于为打造“河套文化”的品牌开拓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