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比较孤陋寡闻，在深圳住了五年，还没见识过很多当地的文化大家，比如沙雁先生。沙雁先生是居住在深圳的文化学者。但是，我最近才知道沙雁先生的存在。那是在宝安群众文化艺术馆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之后，和他偶遇的。

沙雁先生已经上了年纪，但是精神和气度还是很好的。我和他问候了之后，问道：您是研究哪方面的文化的？

或许我问错了。结果，他不理睬我。旁边有位先生说，沙雁是教授，是大家。我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接着说，我是写现代诗的。

沙雁先生愤怒地说，不要和我说现代诗，那些在大学教书的写现代诗的都是不懂传统文化，水平很烂的。沙雁先生大概这样说，我只能凭记忆将其话复述一遍。旁边的那位先生附和说，是的，现代诗不入流啊！

我感到特别惭愧，便转移话题，我说，四川的流沙河也写现代诗，他现在每周都在成都的图书馆给市民讲唐诗宋词。

沙雁先生稍稍平复情绪，接着我的话说，流沙河是我的朋友，是因为他，我才被打成右派的。哇！他们是朋友，看来，这个沙雁真的很了不起。我当着他的面百度一下沙雁，结果出来一个冒牌货，沙雁很生气，说网上有人用他的笔名假冒他。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继续百度他的原名，搜索到唯一的一条信息，那是在国文网，他自己发布的。由此，我算是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是一个老学究，国学大家，但是其观念有点保守。

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要那样问沙雁先生呢？

我不是不会讨教，我就是觉得文化学者这个定义在当下有很多种解释。像胡野秋在公众视野就是深圳文化学者，他就是谈现代文化的。余秋雨是在为传统文化把脉，也是文化学者。王岳川是研究西方后现代起家的，也是文化学者，最近几年一直在讲中国文化的输出和文化书法的话题。朱大可也是文化学者，他主要是致力于现代大众文化的批评。文化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多学问和学术专家，并不只有传统文化，或国学这一块。现代诗也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现代诗看似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接近百年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中，也有中国文化的渗入，有人说是中西方结合的宁馨儿。当然，也有很纯粹的中国化表达的，比如北大学者林庚，他的诗歌语言脱胎于传统诗词，不受欧化语言的影响。林庚本身就是研究唐诗的专家。可见，文化研究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多分支的。像沙雁这样的保守派，恐怕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才存在的。

我一直有一种担忧，我们活在中国大地上，很多人已经在文化上被西方大众文化殖民了。包括在严肃文学领域，中国目前还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背后亦步亦趋，甚至有的已经完全西方化了。文化的殖民性是一个特别令人难受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民族主义情感。

对于这种现象，我想沙雁先生也应该是有过思考的。保守有时是在保住民族文化的根本和精华。整理国故者，如胡适，并不过时。包括林语堂，一直用英语写作，向欧美传播中国文化。民国时代的那批学者如今都被捧为大师了。大师的缺席是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突出表症。表面上看起来，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大力推广，学术一派繁荣。用北岛的话来说，大学教授的学术论文是“行话”，并不是人话，只有大学生才听得懂。语言如果沦落到只有“行话”，那也是一种灾难。所谓的“行话”，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规范的术语。社会的发展需要的不是学术的繁荣来推动，理论固然重要，它更需要实践者的付出。文化的发展，需要言行统一的实践，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有人开玩笑说，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这话多少折射出现代人的人格分裂趋势。

知道沙雁先生的存在后，我在宝安区图书馆的四楼读了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沙雁诗词曲赋楹联选》，另一本是《筠轩集》。前者体现了沙雁先生的传统文化功力，后者多为沙雁先生的文化随笔和漫谈，也有严肃的学术文章，大多发表在报刊杂志。读了沙雁先生的著作后，我对他的认识也加深了。

对于传统文化，我是外行。我喜欢过古典文学，包括现在还在学习之中。沙雁先生有几首近体诗写得很好。当然，这种好是我的主观感受。我在笔记本抄录了《读<辋川集>》，其三：“妙悟非同等闲看，遂能信手写斑斓。静谧空灵弃陋俗，犹从造化悟禅机。”这首诗写得真妙，基本上就是沙雁先生和王维的神交，具有禅心，又见天机，看似顿悟，又像闲话。在1986年写潮州韩文公祠的那首，我看中了末尾两句：“滚滚韩江流日夜，斯民戴德永依依。”以江水写情怀，写出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热爱和怀念。作为潮州人，我觉得沙雁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在诗词里面，沙雁还有很多关于书法碑帖的论述，都是深刻的哲思和美学凝练的表达。沙雁还有一幅写启功的名联：“启迪后昆弘书艺，功存碑学灿墨林。”写得真好，把启功的后世影响力写出来了。启功的书法在历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里面，是最有含金量的。书法能做到雅俗共赏，也是启功的高超之处。沙雁先生怀着敬仰的心在写启功，把启功写活了。

对于沙雁先生，我有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那么鄙视现代诗，然而，他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写了几首很长的政治抒情诗和朗诵诗。既然鄙视现代诗了，自己还留存着像模像样的作品，真是有点自相矛盾。

《华夏骏马颂》写于1994年5月4日；《乔松赋》写于1997年3月15日；《回归颂》写于1997年4月18日；《神州万岁》写于1998年8月25日。还有其他几首现代诗，我不打算写出题目来。单看这些题目，其用意很明显，无非就是“歌德体”的死灰复燃，无非就是后文革时代的红色激情，体现他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的局限之处，最终还是附庸于政治体制之中。所有的传统文人，都有深深的政治情结，沙雁先生也不例外。

我是想好好地向沙雁先生讨教文化的，没想到信马由缰，一下子扯远了，好像是我在漫说文化。当然，这都是接触了沙雁先生其人其文后，心中所思所想，并非胡言乱语。好，就此打住。关于文化的遐思，我希望有更多的契机，可以自由地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