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环球网以《柯文哲以大陆反腐为师 ，常引用毛泽东“两个务必”》为题，报道：新当选就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继推出台北市“十大廉政透明公约”后，最近又要求辖下各局处首长除与家人用餐外，其余行程一律应报备。他也引用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指出，务必不骄、不躁。柯文哲以大陆大力度反腐为师，力求“改变台北的文化、改变台湾的文化”。

笔者觉得，毛泽东的“两个务必”之所以被台北市长柯文哲认可和学习及推崇，足以说明，“两个务必”仍有生命力，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文化上。

一曰：政治生态文化。“两个务必”之一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照我们目前的反腐败成绩，贪官污吏们早已经将这个“务必”抛之脑后了，贪污腐化倒是成分了，大有蔓延之势。即便是十八大热度反腐以来，有的人居然还继续干，不收手。山西广场地震，行业系统腐败，政治生态环境恶化。推行“两个务必”，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文化”。

二曰：治国治吏文化。治国首先要治吏。整个官场文化体现的是正能量，那说明治国策略是对的，“治国策略文化”就浓厚，执政根基就牢固。今天，我们的一些官员，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求相悖。如“四风问题”，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仍有人在顶着干，在躲猫猫，仍然在“我行我素”。推行“两个务必”，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治国治吏文化”。

三曰：社会价值文化。党的干部的所作所为和形象，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会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意识的取向，影响社会风气。政治清明的时候，社会风气就好，政治腐败的时候，社会就乱糟糟一团麻，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出现千疮百孔，价值取向就“百家争鸣”。推行“两个务必”，就是要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文化”。

柯文哲曾说，他之所以去大陆那么多次，就是要以共产党为师，学习共产党怎样“以小搏大”，进而打败国民党。当一条纪律被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我想着绝不是偶然的。笔者觉得，柯文哲的话是有道理的。“两个务必”，之所以仍有生命力，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三个文化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