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啥要在腊月初八争喝腊八粥

　　据说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又称“佛成道节”。腊八有吃腊八粥习俗，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据说传自印度。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见众生受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神权统治，舍弃王位，出家修道。经六年苦行，于腊月八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六年苦行中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苦难，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纪念。　　
　　
　　腊月初八为何要喝腊八粥?北京腊月初八，常常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是要熬腊八粥的，腊月初八食粥这一习俗，最早来源于佛教：“据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后，曾游遍了印度的名山大川，以寻求人生的真谛，他长途跋涉，终日辛劳，晕倒在尼连河畔。这时，一位善良的牧羊女用拣来的各种米、豆和野果熬粥给他喝，使释迦牟尼终于苏醒过来，并于腊月初八日得道成佛。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群僧诵经作佛事，还仿效牧羊女以多种米豆干果熬粥敬佛。”(刘建斌《京华春节食风谈》)
　　
　　每年阴历腊月初八，北京人有喝腊八粥的风俗。“远的不说，仅清末，民国年间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百姓皆不能免”，刘仲孝为此写过一篇《买粥果》。北京人将准备腊八粥的原料俗称“买粥果”。因为选择的原料不同，腊八粥能体现出贫富的分化。“讲究的人家将原料分为‘粮’、‘果’二部分。粮类称杂粮米，包括粳米、糯米、大麦米、小米、黄米、薏仁米、高粱米、鸡头米、菱角米、绿豆、红豇豆、白芸豆、白豌豆、红芸豆、红小豆。果类有红枣、生栗子、莲子、核桃仁、松子仁、花生仁、糖莲子、糖核桃仁，糖花生仁、榛子仁、瓜子仁、红葡萄干、白葡萄、青梅、瓜条、青丝、红丝、桂圆、荔枝、金丝枣、金糕，杏仁脯、苹果脯、桃脯、柿饼条和摆粥花用的鲜果桔子、苹果等。数目品种可达百十种。所以有人说：过去这样一顿腊八粥可顶贫困人家数月生活之资。”
　　
　　别处也有腊八粥，但绝对不如北京人制作得这么讲究。这哪是粥啊，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皇帝才有这样的口福?北京人，我算是佩服了，做一次粥，都能制造出满汉全席般的排场。没有富贵之命，如何能把每年一次的腊八粥渲染得如此辉煌。腊八粥里浸泡着人们丰衣足食的信念以及对收获的祈祷。或者夸大一点说：它是古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
　　
　　刘仲孝还介绍道：“在腊月初七日的夜里起五更熬粥。头锅粥是供佛堂和祖先用的，二锅粥家里吃，三锅以后的专门赠馈亲友。所以旧北京在腊月初八那天早晨，大街小巷送粥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另外还有人将腊八粥涂抹在院子里的枣树上，说是枣树‘吃’了粥，能结出更多的果子。据说讲究的人家，喝腊八粥一直要喝到二月二才算合乎规矩。北京有句俗话叫‘送信儿的腊八粥’，意思是喝了腊八粥，已提醒你春节就要来了，该准备过年的东西了。”
　　
　　可见腊八粥对于北京人来说，已不是一般的食物，而接近于某种神圣的仪式了。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每年的腊八粥挑选着尽可能丰富的原料，把粥这种简单的食品包装得如此复杂，甚至成为敬祭神仙、祖宗乃至馈赠亲朋的礼物。他们对粥的热爱如此登峰造极：粥不仅深入平民百姓家，而且也能登上大雅之堂。北京的腊八粥，最有人情味的了。这坚硬的稀粥里洋溢着人类感情的力量。
　　
　　在我老家南京，没有腊八粥，可能觉得要凑齐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松子、红豆、绿豆、黄豆之类太费事；老百姓爱做的是八宝饭，系将糯米干饭蒸成碗状，倒扣过来，浇上红枣、核桃仁及各色果脯熬成的糖稀，酒后热气腾腾地摆在餐桌中央，大家你一勺我一勺挖着吃，香甜糯软，无论视觉还是味觉都是一大收获。我来北京之后，鱼米之乡的八宝饭远了，也改喝腊八粥了。腊月初八，没时间熬粥，就去便利店买一听易拉罐装的，用微波炉加热，象征性地敬一敬佛，同时也安慰一下自己：在异乡过得还是蛮有情调的嘛。我快被异乡给同化了。
　　
　　王蒙曾写过一部小说，叫《坚硬的稀粥》。以粥作为书名，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作者自己也不讳言有喝粥的嗜好。如果按中国人“食疗”的说法，粥确实有养胃、助消化等疗效。中国人是爱喝粥的。
　　
　　北京人也是爱喝粥的，尤爱这种“坚硬的稀粥”。清末民初，北京卖早点的摊档就叫“粥铺”，以粥为主食。至于喝豆浆，那是后来的事。天刚蒙蒙亮，粥铺就开始挂灯营业，顾客是那些提笼溜鸟、吊嗓子或赶活儿的老少爷们。粳米粥泡麻花是一大特色：将油锅新炸的麻花掰碎，盛在碗里，接着用有粘性的粳米熬好的稀粥浇在上面，麻花的焦脆和热粥的香软便掺和在一起了。北方气候寒冷，起床后出门喝一大碗，活血暖身，一整天都精神。
　　
　　老北京人慵懒、贪玩、不喜劳作，早点大都去粥铺里吃。顾客太多，桌凳有限，常常要捧着大海碗站着喝粥。粥铺的生意之好，便一点也不亚于白天的茶馆。因此北京产生了一句歇后语：“粥铺的买卖，热闹一早。”其实粥铺不单单卖早点，下午也有“大麦米粥”供应，只不过是甜粥，加了红糖。供人们疲倦时加餐，北京话叫做“点补”。类似于欧洲人的下午茶吧。
　　
　　粥铺是大本营，还有许多穿街过巷的“粥挑子”，相当于游击队员。一根扁担，挑着炭炉，炉火上架着粥锅，沿途叫卖。粥总是热的。可是那一时代的北京人嗜粥如命。正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坚硬的稀粥，给贫寒年代里的人们带来了温柔。
　　
　　粥铺早已是过去的风景。听吴宗祜先生讲解：“粥铺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几年。以后，因为兴起了‘杏仁茶’、‘豆腐浆’，比起喝粥来，又简便、又好喝，也有丰富的营养，粥铺渐渐被淘汰。到了一九三八年，东城灯市口东口外、路西的最后一家粥铺也关了门，粥铺就不存在了。”
　　
　　最后一家粥铺，肯定能构成一个故事。它为什么坚持到最后，为什么又无法继续坚持?
　　
　　粥铺消失了，北京人喝粥的嗜好并未改变。
　　
　　吃的习俗，多多益善，增添了流水般的日常生活的情调，使无趣的日子变得有趣。新鲜的食物，因为古老的习俗而沾染上几分历史感、文化味，乃至神圣性。即使在无神论者的国度，也需要信仰的。“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以饮食为宗教，以饮食为信仰。这构成他们一日三匝、重复修炼的功课。习俗使吃由形而下转变为形而上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如果剔除了饮食文化，多多少少会显得苍白，或假大空。
　　
　　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某些习俗快要失传了。还以北京为例，早先有谚语：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儿的“关东糖”。当代的白领，已听不懂了。腊八粥送信儿比喻春节将至，关东糖则是祭灶王爷的必需供品，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起，债台高筑的人开始发愁怎么应付债主上门追账。灶王爷是谪仙，深入万户千家厨灶之间，了解各种善恶情况，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上天向玉皇大帝打“小报告”，三十晚上再返回，对各家进行奖惩。它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一尊神。烧什么，吃什么，全在其眼皮底下，祭灶时供上黏性很大的麦芽糖，又叫糖瓜儿，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也算小小的“贿赂”。这体现了很有趣味的人神关系。
　　
　　现在，腊月二十三，还有谁祭灶吗?吃惯了巧克力的孩子们，不知关东糖为何物，更不知灶王爷是谁。即使大人，也不认为自家精装修的厨房，会有一尊神的存在。其实，相信神在屋顶下与自己共呼吸，未尝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只是，浪漫也需要力量的。现代人已无浪漫的力量。实用主义，对古老的习俗造成最大的破坏。
　　
　　灶王爷，灶王爷，你吃过汉堡包吗?
　　
　　灶王爷，灶王爷，你见过煤气炉与抽油烟机吗?
　　
　　生活的革命，是从厨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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