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古时又叫“风鉴”，俗称“看相”。是指通过辨查人的面相、骨骼、体形等生理形态和人的神态、声气、举止等来推断人的寿夭、贵贱、祸福、吉凶的一种数术形态。相术是古代命理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渊源也是很久远的。据《大戴礼记·少闲》记载：
　　
　　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
　　
　　就是说，上古的尧、舜二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通过观察人物状貌、面色、言语、声音、风度来甄选人才。作为一种甄选人才的方法，它还没有把人的相状与人的命运直接联系起来，或许还不能算是相术，但至少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相术的萌芽，而且它对相术后来的发展的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相术已经蔚然成风，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元年的春天，鲁国为不久前去世的僖公举行会葬，周王室派内史叔服参加葬礼。鲁国的重臣公孙敖听说叔服善于相人，于是就带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谷和难去拜见他。叔服看了两个孩子对他说：“您这两个孩子都是保家之子。谷会供养您；难将会料理您的身后之事；谷的下巴方广饱满，他的后代必定会在鲁国兴旺。”后来，叔服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谷的儿子茂，就是鲁国著名的贤大夫孟献子。
　　
　　这位叔服，大概是古代第一位见诸史籍的相士了。在其它有关先秦历史的古籍中，关于相士、相术的记载也时常可见。如《荀子·非相》中曾提到：
　　
　　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
　　
　　这里的姑布子卿和唐举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相士，其中姑布子卿据说曾经为孔子看过相，在当尤负盛名，因此，后世又有人把“相术”称为“姑布子卿术”。其实荀子本人对相术是颇有非议的，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相士、相术在当时得到世俗称许的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当时相术的盛行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基础，相术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收录的西汉以前的“形法”类著作中，就有《相人》二十四卷。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和《宫宅地形》、《相宝剑刀》、《相六畜》等书同归于“形法”之中，而“形法”类书籍的收录标准主要是“形”和“气”，可见相人之术的理论依据在当时还是较为贫乏的。
　　
　　两汉时期是相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汉高祖刘邦以布衣终得天下，手下的佐臣也大多出自民间，凭借战功和才能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成为上层统治者，这对于传统的以宗法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制度和风习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样，统治者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统治地位的获得寻找依据，相术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刘邦本人的相貌，据史书说，长得“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颗黑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刘邦据说是刘媪和神友交感所生，所以容颜像龙，高鼻子长胡须；至于左大腿上的七十二颗黑痣，则是五行说的产物。汉儒以为，一年大约三百六十天，四季中各取十八天，这样五行就分别对应着72天了。汉既得五德之一，而刘邦又为开国之君，在相貌上自然也应有所体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相”。
　　
　　据说，刘邦的相貌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比如，刘邦的老家有一个吕公，颇懂相术，曾经根据自己女儿吕雉的长相推断她将来定为贵人，所以好多人求亲，他都没有答应，后来他见到了刘邦，觉得刘邦之相非同一般，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客观而言，吕公的眼光的确是不错的，市井无赖出身的刘邦后来果然成了天子，吕雉也成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吕后，而且还生了一对子女，即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以上两则故事明确载入《史记》和《汉书》，可见汉代人对于相貌和贵贱的关系普遍是很认同的。古时就有以相取人之举，汉代人的这种以相术攀龙附凤的风气又从中推波助澜，这些无疑都大大促进了相术在汉代的蓬勃发展。
　　
　　相术在汉代蓬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并且被纳入数术系统。从后世流传最广的麻衣相法、柳庄相法来看，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外是阴阳五行三才八卦之类，而这些观念在汉代人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把它们与相术相结合亦属理所当然。
　　
　　汉代以后，相术的发展有两个趋势：在理论方面日益复杂化、细致化，所相部位也从面部、声气、举止等逐渐遍及全身乃至隐蔽部位。在实践上，相术也更深、更广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不仅仅限于早期的攀龙附凤、甄选人才。
　　
　　相术要根据人的相貌和气南特征推断禀性命运，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定的命相格式，这些格式本于实际的社会经验，符合特定时代的人们品鉴人物的标准。而文艺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就广泛借助这些方面。如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昭烈帝刘备的相貌：
　　
　　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
　　
　　以谋略智慧过人的诸葛亮：
　　
　　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以忠义勇武著称的关羽：
　　
　　身长九尺，髯须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张飞……
　　
　　不过，倘若说起命相之说对文艺作品的直接影响，恐怕应当首推著名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了。《金瓶梅》产生于看相、算命之风最盛的明代，所写的又是最信奉命相之说的市民阶层的生活，而且作者本人可能也深谙相术、命理，所以书中曾多次描写看相、算命之类的情节。通过这些情节方面的描写，进行“明人伦、戒淫欲、分淑匿、化善恶”这方面的说教。
　　
　　由此可见，相术发展到后期，又与伦理道德结下了不解之缘，相术在古代的社会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至今仍不绝如缕，这大概也是一个很为重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