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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茅台开国大典国宴用酒显然是子虚乌有，纯属杜撰!开国大典国宴用茅台酒，即使是有也只能作为点缀之用。去年即2011年9月汾酒董事长李秋喜在北京称汾酒才是开国大典第一国宴首款用酒，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三）“大跃进”万吨梦想：曾经血染的茅台 1958年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天晚饭后，毛泽东叫陪同散步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并且要保证质量。周林便如奉圣旨，于1959年指示茅台酒厂：“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而恰恰在茅台酒“大跃进”这个时期，我们祖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不足，达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然而，据《茅台酒厂志》在1959、1960、1961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茅台酒出厂至少要窖藏五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产量并不能说明茅台酒厂夺人口粮。但是事实上，这三年正是茅台酒厂用粮高峰。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查阅仁怀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还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从这些数据，我们似乎可以解读三年自然灾难，更多的人祸的影子！人命大于天，悲乎哀哉！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厂声称无米酿酒，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而贵州省政府更是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些调浪区县出现严重的饥荒，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达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夺民之口粮，酿官之特供，用生命酿茅台，惨无人寰，可谓血染茅台！可见，问题不是酒，所谓饥荒也属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那时候的荒政造成的。 （四）“新时期”下的扩张：“三个代表”的茅台 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怀，2001年“贵州茅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03年，茅台酒年产终达万吨，终于实现了毛泽东1958年下达的政治任务。得益于高官和政府的庇护，茅台酒的发展时刻与中国政治与时俱进，保持步调一致。 “我们已经获得了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称号，要让消费者喝出健康来，这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茅台有两千多年值得发扬光大的历史，茅台人讲诚信，守道德，这就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茅台是按照科学方法酿造出来的，使用了高新设备和技术，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它不断改进包装，这就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此茅台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如是说。 如此说来，喝茅台就是实践“三个代表”了，那应该喝不上三瓶，也得喝上三杯！ 我们国家是个“官本位”十分严重的国家，凡是沾上了点官气，便身份特殊，官场里喜欢的，就会变成消费的风向标。官员们喝茅台、抽中华、坐奥迪，老百姓自然会趋之如鹜，纷纷仿效。凡是有求领导，老百姓都会送酒送烟，因此春节期间，茅台酒和中华烟往往会热卖，往往卖到断档，而且越涨越有销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茅台酒时刻打政治牌，目的自然使之成为官场的图腾，从而稳定自己的受众。从效果而言，茅台这种营销思路绝对是成功的。 三、怪诞茅学——忽悠成性 文化学者朱大可说：“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捍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可以说，所谓的茅学，就是忽悠成性，如果仔细分析，茅学就成为矛盾重重的找抽之学。 （一）茅台酒有益健康：能保肝护肝？ 早在2001年，茅台酒就将“喝酒保肝”作为其重要的宣传口号，多家媒体在报道时，都客观引用了茅台酒关于“喝茅台保护肝脏”的材料，甚至还上了新华社新闻。支撑茅台酒“护肝”说法的主要是两篇研究论文，即发表在《世界华人消费杂志》上的《茅台酒与肝病关系的流行病学调查及病理组织学研究》和《茅台酒诱导金属硫蛋白质的作用及其对肝星状细胞的影响》。 课题的主要主持人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程明亮教授，他说，他对茅台酒的研究始于1996年，茅台酒对肝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组数据：一是对99例长期大量饮用茅台酒的酒厂职工进行调查，除了1例以往有乙肝肝炎、肝硬化者有肝病症状外，其他人均无肝病的症状、体征及肝细胞异常；对23例饮用茅台酒职工做肝穿刺活检，均无明显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表现。二是老鼠实验，用普通白酒对老鼠进行灌胃，发现老鼠肝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形成宽窄不同的纤维间隔，并有早期肝硬化表现；而用茅台酒灌胃的老鼠，均无明显的肝细胞坏死、肝纤维化、肝硬化。基于以上两项数据，茅台酒在其有关宣传文章中称：“科学验证，茅台酒有益健康——正确、适度饮用茅台酒的人，不仅不会导致肝纤维化而继发肝硬化，反而有护肝的保健作用。这一结论已获得了由国内9名著名肝病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的肯定。” 2004年10月8日，这种宣传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北京现代商报》等媒体刊出了一篇题为《白酒护肝被指商业炒作，茅台酒遭专家质疑》的报道，称在第十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上，有专家强烈质疑“喝酒保肝”这一说法，认为其涉嫌学术商业化。然而，这年的10月份，一向极少做报纸广告的茅台酒一反常态，向全国各大媒体进行轰炸式的广告投放。在《是谁在向茅台射出暗箭？》的系列广告中，茅台酒一直以深受伤害的姿态反复向消费者诉说“茅台酒有益健康”这一观点。另外，集团多次组织媒体见面会，并陆续出台以“民族品牌不容随意伤害”、“国酒茅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五元一次方程解读茅台”等为题的反击文章，俨然将茅台酒上升到国家高度，不容挑战！ 茅台集团对“喝酒护肝”论点加以大肆宣传利用，受到质疑后更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反击，口口声声都是在指责竞争对手捣鬼。在公众看来，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自圆其说，因此更加给人以不诚信的感觉。 （二）茅台前身枸酱：佐酒美食变美酒？ 按茅台官方的说法，茅台酒最早的“祖先”是枸酱，又声称汉武帝对枸酱“甘美之”。 那么，枸酱究竟是什么呢，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花了不少心思，查阅诸多史料，“枸酱”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载：“……南越食蒙枸酱。蒙问何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细读之，便发现了问题，如果枸酱是酒，那么“南越食蒙枸酱”中“食”完全可用“饮”字，这足以让人质疑枸酱不是酒。当然，又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汉武帝曾吃过枸酱，更不要说留下“甘美之”的溢美之辞了！ 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枸酱就是一种酒品。即使茅台酒厂援引清仁怀诗人陈晋熙诗“尤物遗人付酒怀，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鳛部来”为证，其实越证越说明枸酱非酒品。解读这首诗，“尤物”枸酱让人付之酒怀，只能说明有二种可能：一是说明枸酱是下酒的风味食品；二是说明枸酱这种风味食品可以入酒。因此，枸酱就是酒品，纯属茅台酒厂的一厢情愿。 倒是很多史料和证据说明枸酱就是一种风味食品。古文中枸酱又作“蒟酱”，“蒟酱”的“蒟”究竟是何物？《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解释：“枸木似榖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这可能是关于“蒟”为何物的最早记载。枸酱是枸叶或者枸实制造出来的食品，这倒是有史料证实的，明人何宇度所撰《益部谈资》记：“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蔬菜，蜀献枸酱，食觉美曰：‘与肉何异’！”这就说明了枸酱是种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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